治病

目录里吗？”

    对方愣了一下，说：“没听说过这个。你确定是正规渠道的吗？目录里没有这个。”

    挂了电话，沈若兰在电话亭旁边站了很久。街上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阵灰土。

    她看着那辆拖拉机消失在路的尽，心里一片冰凉。目录里没有这个。不是她孤陋寡闻，是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

    他编了一个不存在的医疗器械来包装他的犯罪。

    这套谎言能骗过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但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懂得查资料打电话的面前，它正在一寸一寸地土崩瓦解。

    她回到杏花村，把自己关在娘家的小屋里，坐在书桌前对着那几张写满笔记的纸，坐了很久。证据足够了吗？足够说服自己，但不够说服别。

    她需要最直接的物证——那个“指套”的实物，或者包装。她知道他在做同样的事。

    也许已经很多年了。

    也许村里每一个去看科的都躺过那道帘子后面，都听到过那声塑料袋撕开的脆响，都在事后被告诫“回去别跟说”。

    然后她们都沉默了——因为羞耻，因为没有词汇，因为没有相信，因为怕被说成“不检点”。

    这片失声的土地，沉默了几千年。她可以继续假装不知道，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按时回省城，继续当她体面的大学老师。

    她可以做李凤琴——逃走，走得越远越好。但她想起了小娥。那个她在河边见过的年轻，脸色苍白，蹲在最边上不跟任何说话。

    她想起了母亲。

    母亲还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如果有一天母亲也走进那扇门呢？

    她又想起了那句“回去别跟说”——那是他给每一个受害者嘴上贴的封条。

    总得有一个，把这层封条撕开。哪怕撕开以后，第一个被划伤的是自己。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母亲的院子，石榴树挂满了青果子，再过一个月就该红了。

    她对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推开门，走到堂屋里。母亲在灯下缝扣子，抬看了她一眼：“怎么还没睡？”

    “妈，”她说，“我要跟你说件事。”

    母亲放下针线，看着她。沈若兰在母亲对面坐下来，两只手叉放在膝盖上，就像当年她爹教训她时一样。

    她把今天在诊所的经历说了一遍——帘子，塑料袋撕开的声音，触感，以及她之后所有的查证。

    她尽量用母亲能听懂的话来说，不用术语，不加分析，只陈述事实。

    母亲从到尾没有打断她，脸上的表从困惑变成震惊，从震惊变成愤怒，最后变成了恐惧。

    “妈，他是故意的。他说的话都是编的。他编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来骗。”

    “可是……”母亲的手在发抖，“可是你小时候发烧，是他救的命啊。”

    “我知道。所以我才更要说。我欠他的恩，我认。但他做的事，是两码事。不是功过相抵。两条线，永远不会叉。”

    她在母亲屋里一直坐到后半夜。母亲先是劝她别声张——为了名声，为了婚姻，为了将来。

    沈若兰一一应了，然后说：“我都想过。但妈你想想，如果咱家是别家，如果你儿不是我，是个没读过书的、不会查资料的、连电话都不敢打的，她今天从那个诊所出来，就只能憋着。憋一辈子。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要是也憋着，我这书就白念了。”

    母亲望着她，很久没有说话。最后她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从里面摸出一个存折，放在桌上。

    “这里有三千块钱。你要是捅了篓子，好歹还有路费。”然后她转过身去，拿起针线继续缝扣子，但针在手里抖得扎了好几下都没扎准。

    沈若兰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鼻子一酸。她站起来，走到母亲身后，抱了她一下。

    母亲没有回，只是拍了拍她的手背，手很粗糙，锉刀一样。第二天一早，她坐了班车去县城。她直接去了县公安局。

    陈继先是第三天傍晚知道消息的。

    那天下午他照常在诊所里坐诊，看了两个感冒的，给一个老汉换了膏药。

    四点多钟的时候，镇卫生院的老孙骑着自行车来了——不是来看病的，是来串门的。

    老孙跟他认识十几年了，每回来杏花村出诊，路过他的诊所都要进来坐坐，喝杯茶，抽根烟，扯几句闲篇。

    但这回老孙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对。

    他也没坐下，站在门，把手里的烟掐了，左右看了看，确定诊室里没有别，才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陈，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了？”

    陈继先正在整理药柜，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一瓶碘伏放回格子里。“怎么了？”

    “今天县里有打电话到卫生院，问了好些事。问你用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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