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陪读那三年

死死贴着墙根。

    对面是一张旧得发黄的书桌，桌面上还堆着我初三用过的那几本《五年中考三年模拟》，旁边立着个积了厚厚一层灰的塑料笔筒。

    墙面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三张奖状，边角早就发黄卷边了。贴得最高、最显眼的那张，还是我小学五年级拿的“三好学生”。

    那张床还是我小时候睡的，一米二宽。

    现在我躺上去，脚后跟能直接蹬到床尾的木板上。

    盖在身上的，是老家弹棉花铺子里弹出来的老式实心棉被。

    那重量，压在胸跟压了块石似的，喘气都得费点劲，但钻进去是真的暖和。

    隔壁就是我爸妈的主卧。中间隔着一个不大的客厅。

    老房子的砖墙隔音，比县城那个纸糊一样的出租屋稍微强点。

    但到了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的时候，隔壁木板床翻身发出的“嘎吱”声，还是能隐隐约约传过来。

    不过，因为中间多了个客厅作为缓冲地带，声音传到我这屋的时候，已经被削弱成了一种很钝的闷响，不像在县城时那样，只隔着一条窄走廊和两扇薄木门，听得皮发麻。

    寒假的几天，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妈整个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松弛下来了。

    在县城那个只有我们俩的六十五平米里，她的神经是紧绷的，百分之百的注意力全死死锚定在我一个身上。

    现在回了镇上，回到了她熟悉的主场，她的注意力被瞬间分流了。

    分给了我爸、分给了那一堆堆的年货、分给了隔壁大婶、分给了小卖部的进货单。

    她走路的步子比在县城迈得大，活的手脚比在县城麻利。

    前天跟菜市场卖的屠户因为两毛钱的零吵了一架，那战斗力比在县城对付卖鱼老板时还要生猛。

    有一天下午，她站在院子里，盯着角落那棵快死掉的石榴树看了足足五分钟。

    突然嘟囔了一句：“今年这树怎么抽了这么多七八糟的野枝子，再不铰铰过年都不开花了。”说完，转身进屋翻出一把生锈的大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半个小时。

    每一剪子下去，都像是在发泄这三个月在县城憋出来的那子邪火，透着一痛快淋漓的狠劲儿。

    但这看似完全倒带的生活里，有些微小的东西，终究是变了。

    你不仔细盯着看，根本察觉不到。

    比如，她每天晚上洗完脸之后。

    以前在镇上，她都是拿那条洗得发硬的毛巾胡呼噜两把脸，就算完事了。

    但现在，她会回到卧室，翻出从县城带回来的那几个瓶瓶罐罐，抠出一点白色的膏体，飞快地在手上和脸上抹匀。

    她这个动作的时候，像做贼一样。涂抹的速度极快，眼神还时不时往门外瞟，生怕被我爸或者我撞见她这副“臭美”的德行。

    再比如，她玩手机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在镇上时拉长了一大截。

    以前她晚上顶多在沙发上划拉两下那些配着罐笑声的土味视频，看不过五分钟就把手机扔一边了。

    但现在，她跟我爸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手机屏幕经常一亮就是二三十分钟。

    手机只要不用，绝对是屏幕朝下死死扣在腿上或者沙发面上。时不时拿起来翻看一眼，立刻又扣回去。

    我坐在斜对面的小马扎上，距离和角度都看不见屏幕。

    但我能看到她大拇指滑动的频率。

    那根本不是刷短视频那种机械的、快速的往上划拉，而是停顿很久、然后再往下划一点的节奏。

    那是在阅读大段文字时，才会有的动作。

    至于在县城里那些更半夜的诡异举动，在镇上被彻底强制关停了。

    我爸每天晚上十点不到就雷打不动地开始打呼噜。

    那呼噜声穿过客厅，像一困兽的低吼，时时刻刻提醒着这个屋子里有个随时会醒来的成年男。

    最关键的是物理环境的限制。

    老房子的卫生间就紧挨着客厅，从我房间或者主卧去卫生间，都必须穿过客厅。

    这老房子的木地板只要一踩，就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半夜要是起来上个厕所，那动静能直接把我爸吵得翻个身，紧接着就是我妈条件反地从被窝里诈尸般地吼一嗓子：“谁啊！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溜达啥！”

    在这种360度无死角的双重声学监控下，县城卫生间里那种凌晨一点、磨砂玻璃门后透出蓝白色手机荧光的画面，在这里连一秒钟的生存空间都没有。

    寒假期间，我跟楼上的周姐彻底切断了物理联系，只剩下微信上偶尔的文字流。

    聊天的频率不高，大概两三天蹦出几条消息，内容碎得像饼渣。

    她问：“卷子做完没？”

    我回：“快了，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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