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潮1980

是去年腊月结的，净得很。分号电传里说的‘旧账’，账上找不出来。”

    “找不出来，就是没有。”陈柏年坐在办公桌后，手里转着一支笔，声音有点疲，“他要的不是账。君衡，你二月里直接给永昌拍电传问片目，又直接报了价——永昌是分号的。你绕开他，事办成了，他在片商跟前就矮了一。这个，十六岁进商行，从码跟到我身边，最看重的就是这张脸。”

    “爸，我那封电传，是因为他压了我的信四天没回。”陈君衡说，“星光这一单误了期，赔的是真金白银。他的脸，不能拿我的合同垫。”

    “你的话在理。”陈柏年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儿子，半晌，叹了气，“理在你这儿，可线在他那儿。这样吧，我今晚再给他去个电话，就说一句：总号的话，他听不听。你等消息。”

    等了一天，等来的是第二封电传。措辞更客气了，意思更硬：旧账须先清，排产顺延，至少三周。

    三周。星光的一批货，十天就要上柜。

    陈君衡没再等父亲转话。当天夜里，他守着梁伯店里的电话，按商行的通讯簿，把越洋电话直接打到了香港分号。接电话的正是那位经理，听筒里先是一阵纸响，随后是一不紧不慢的粤腔普通话。

    “衡少啊，这么晚。”对方笑了笑，笑意没到话里，“总号的电传你都收到了吧？规矩就是这样，片商涨价，我替公司守门，也是没办法。”

    “经理，我叫陈君衡。”他把声音放平，“咱们谈公事。旧账，东桥跟分号之间，没有旧账——二月那批货的款，三月已经结清了，汇款单在您桌上。您说的旧账，是哪一笔？”

    电话那顿了一下。“账嘛，总要对的。对清楚了，货自然走。”

    “排期呢？星光的合同在我这儿，误一天，我赔一天的钱。您给我一个准子。”

    “年轻，船期这种事，哪有准的。”对方慢悠悠地说，“你父亲当年，也是等过船的。做生意，先学等。”

    这句话说完，陈君衡把要说的话全咽回去了。他在心里把这一整通电话从到尾记了一遍，客客气气地道了晚安，挂了。

    “他这是摆明了。”丹尼在旁边听了个尾，气得直转圈，“他就是卡你！卡到你去求他！”

    “求是要去求的，不是现在，也不是求他。”陈君衡把出货单摊在柜台上，拿笔重新排，“先把眼前这关拆开过。星光二十五家，一批不必一天铺满——合同写的是十天内送到一批，一批是多少，咱们有腾挪。”

    “先送多少？”丹尼问。

    “仓里现有的货加上邮购压着的库存，先凑十二家店的量，挑离得近的、动作片走得快的十二家，三天内送到。”

    “剩下十三家呢？”丹尼问。

    “剩下的十三家，我亲自打电话跟凯恩底：货在海上，分两批到，第二批晚五天，补货条款照旧算数。”

    “凯恩能答应？那老儿得跟什么似的。”

    “他，才答应。瞒着他，等店里催货催到上，那才叫砸了。先说清，他有得选——数据还得靠十二家跑出来给他看。”他把笔放下，“再说，我也不能把宝全押在他答应上。香港那边，还得有第二条路。这事我去找梁伯，你别管了。”

    那天傍晚，陈君衡在梁伯店里坐了很久。梁伯也不问，自顾自地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等店里最后一个客走了，梁伯把账本合上，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只铁皮盒，打开，里是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旧名片和信笺。

    “你爸那条线，是公司对公司的线，规矩大，拐弯慢。”梁伯抽出一张名片，推到他跟前，“香港的片商，我年轻时打过道的，不止一家。这一位，姓麦的本家不在这儿——我说的是另外一家，做转的，货不在香港装船，在澳门过一道手，再进唐街这边的仓。”

    “价钱呢？”陈君衡问。

    “价钱嘛，还是二月的老价。家肯不肯走这批货，不看你公司的招牌，看引荐的是谁。”

    陈君衡把名片拿起来。名片上印着一家贸易行的名字，字很旧，地址在唐街另一条街上。

    “梁伯，这家，我怕还不起。”

    “不是这么算的。”梁伯摆摆手，从铁皮盒最底下抽出一张照片来，推过去，“你看看这个。”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发黄。照片上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水面全是船；岸边站着个瘦高的年轻，穿件短袖衬衫，咧嘴笑着，背后是一整排货仓的招牌。年轻的眉眼，跟眼前这个拨算盘的老，对得上。

    “五二年，我二十三岁，在香港给扛包、看仓。”梁伯的手指点在照片上，点了点那一排招牌，“那时候跟片商打道，没有合同，没有公章。你这个站得直，赊给你的带子按时结账，三回之后，整条街的仓都肯给你开门。后来我到了纽约，几十年了，逢年过节还有两封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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