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

了八页纸，说他这辈子是完了，让我别等他。”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声音更轻了：“我没听他的。我十九岁那年，跟他领了证。他隔着玻璃看我，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说他对不起我。我说，你别哭，等你出来，咱们好好过子。”

    大驶上高速公路，窗外的景物开始飞速后退。

    田野、村庄、电线杆，一帧一帧地从车窗玻璃上掠过。

    妈妈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

    我侧过看她——她睡着的样子，眉还是微微蹙着，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

    她睡着的时候，呼吸渐渐绵长，胸的起伏越来越，那两团被呢子外套裹住的随着她的呼吸一鼓一落，把外套的布料撑得一紧一松，紧的时候勒出圆润的弧线，松的时候又软软地垂下去。

    那外套的领因为她靠着椅背的姿势微微松开，露出内里一截白腻的脖颈和锁骨，那道沟的边缘在灰色布料的影里若隐若现，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晃。

    六个小时的车程，她醒醒睡睡，睡睡醒醒。

    中途停靠服务站的时候，她下了车，在洗手间里待了很久。

    出来的时候，眼睛有些红，但表是平静的。

    她坐回座位上，从布袋里掏出早上蒸的馒，掰了一半递给我：“吃吧，还热着。”

    我接过来，咬了一。馒是凉的，只有中间还存着一点温热。可我还是觉得，那是这世上最好吃的馒。

    下午一点，大驶省城客运站。

    省城比老城大多了。

    高楼、立桥、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那些行色匆匆的、谁也不认识谁的陌生。

    妈妈站在客运站门，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眼神里有一点茫然。

    她掏出手机——一部老旧的直板机，屏幕都花了——翻出那纸法院通知，又看了看地址。

    “xx监狱，在城北。”她说，“妈问了，说坐公车，换两趟。”

    “打车吧。”我说。

    她摇了摇，语气里带着一点固执：“打车贵。公车省钱，妈问好路了。”

    我没有再坚持。

    她攥着那纸通知，带着我穿过客运站熙攘的群，找到公站台。

    公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穿过省城最繁华的市中心，又穿过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最后停在一个冷清的站台上。

    司机说：“到站了，往前走到就是。”

    下了车，妈妈站在原地，看着前方。

    监狱。

    灰白色的高墙，目测有五米高，墙顶拉着电网，墙根下种着一排光秃秃的杨树。

    大门是铁制的，漆着绿色的漆，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xx省第xx监狱。

    大门两侧各站着一名持枪的武警，身姿笔挺，面无表。

    高墙的顶端，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岗楼，岗楼里隐约能看见黑的枪。

    风从墙根下刮过来，带着一种生冷的、铁锈和水泥混合的气味，还有远处隐隐传来的、不知是广播还是哨声的声音。

    妈妈站在监狱大门前，不动了。

    她仰着，看着那堵高墙，看了很久很久。

    风把她的发吹了，几缕碎发飘在她脸颊上，她没有去撩。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却始终没有折断的芦苇。

    那件灰色呢子外套在风里微微鼓起，紧贴着她的身体，把那截纤细的腰肢和那两团沉甸甸的勾勒得格外分明——在风里轻颤，把外套的布料撑出两个饱满的弧度，那两点被冷风激得微微挺立的在布料下若隐若现。

    她浑然不觉，只是仰看着那堵墙，像是在看一座墓碑。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没有催她。

    过了很久，她轻轻开：“十九年了。妈来过这儿很多次……每次来，都是隔着玻璃看他。”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酸：“妈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来这儿……接他回家。”

    她说完，低下，从布袋里掏出那纸通知、身份证、结婚证——那本结婚证很旧了，红色的封皮已经褪色，边角磨得发白，可里面那行字还是清晰的：妈妈，，与陆建华，自愿结婚。

    她把它小心地放在掌心，看了几秒，然后合上，对门卫走去。

    办理手续的过程很顺利——狱方显然已经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狱警，姓王，说话慢条斯理的，带着一点南方音。

    他先是例行公事地核对身份、检查证件，然后语气放软了一些：“妈妈同志，请节哀。陆建华同志走得很安详，临终前……绪很平静。”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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