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一个屋檐下

状图案。

    他推开铁门走进去，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只有每层楼梯拐角处一扇积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几缕浑浊的光线。

    空气里弥漫着一湿的、带着洗衣和油烟混合味道的气息。

    他踩着水泥楼梯往上走，每一步都能听到鞋底和粗糙地面摩擦的沙沙声。

    走到四楼，他在一扇贴着倒福字的防盗门前停下。

    福字已经被雨水泡得褪了色，边缘卷起来，露出背面发黄的胶水痕迹。

    他按了门铃。门铃的声音很刺耳，是那种老式的蜂鸣声。等了大概十几秒，门开了。

    方若琳站在门内。

    戴秋文在照片里已经见过她很多次了，但照片没有骗他，也没有完全展现真实的她。

    照片拍不出她眼睛里的东西——那是一双褐色的、形状极好看的眼睛，眼角有淡淡的细纹，但在那些细纹之下，瞳孔处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光。

    不是软弱，不是讨好，不是被生活打败之后的麻木，而是一种更硬的、被反复磨砺过但始终没有熄灭的东西。

    她穿着一件极简单的藏青色棉麻衬衫，领扣到第二颗，露出锁骨下方一小片白皙的皮肤和一根极细的银链。

    下身是一条米色阔腿裤，脚上穿着棉麻拖鞋。

    发没有染过，是自然的黑色，在阳光下能看到几根极细的白发，被她用发夹整齐地别在耳后。

    她的脸上几乎没有化妆，只在嘴唇上涂了一层极淡的润唇膏，但她的皮肤底子极好，四十二岁的年纪看上去至多三十七八。

    她的气质和吴媚截然不同。

    吴媚的美是明艳的、张扬的、带着攻击的，让看一眼就会被她的身材和容貌冲击到忘记呼吸。

    而方若琳的美是内敛的、沉稳的、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品出来的——她身上有一种被岁月打磨过之后特有的温润光泽，像是被反复翻阅过无数遍的旧版装书，封面已经微微磨损，但内页的文字依然清晰、有力、饱含质感。

    “戴先生。”她微微颔首，侧身让出门的位置。她的声音不高，但咬字极其清晰，尾音收得很净，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犹豫，“请进。”

    戴秋文走进门。

    屋内的空间比他想象中更小——一室一厅的老式格局，客厅大概只有十来平米，家具简单到近乎简陋：一张两座的布艺沙发，一个旧茶几，一个书架，一张折叠餐桌和两把折叠椅。

    沙发套洗得发白但净净，茶几上铺着一张素色的桌布，上面放着一只白瓷茶杯和一本书。

    书架是最便宜的那种三合板组合书架，但上面塞满了书——不是装饰用的装大部，而是真正的、被反复阅读过的、书脊上有折痕的旧书。

    戴秋文扫了一眼，看到几排英文原版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专着，中间夹杂着几本中文的诗集和散文集，最下面一排放着几本翻旧了的英文小说，书脊上的烫金书名已经磨得模糊不清。

    墙上没有挂什么装饰画，只贴着一张手写的便签纸，上面用极其工整的英文抄了一段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

    旁边钉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学士服的年轻站在某个大学的图书馆前，笑得眼睛弯弯的，怀里抱着一束花。

    戴秋文认出了那张脸。

    那是年轻时的方若琳。

    “请坐。”方若琳指了指沙发，自己走到折叠餐桌旁拿起电热水壶，往白瓷茶杯里续了热水。

    她的动作从容而优雅，倒水的弧度和手势带着一种明显的、在正式场合长期训练过的痕迹，和这间简陋的出租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她把茶杯放在戴秋文面前的茶几上，然后自己在沙发另一侧坐下，双腿并拢微微斜放，双手叠放在膝盖上——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一种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无法被磨灭的教养。

    “方士，我给您带了些东西。”戴秋文打开笔记本电脑包，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他连夜整理好的法律文件。

    他把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推了一下，把它推到方若琳面前，“何先生遗嘱中被篡改的条款，我请律师做了逐条比对。您被非法驱逐出住所的证据材料也在这里。还有何氏集团百分之十五权的证明复印件——根据未篡改的遗嘱原文，这些权应该归属于您和您的儿子。律师的意思是，胜诉的把握很大，但需要您本出庭配合。”

    方若琳没有立刻去看文件。

    她端起自己的茶杯，浅浅地抿了一，目光从茶杯边缘上方看着戴秋文。

    那个目光不是审视，不是打量，而是一种更安静的、带着某种沉淀之后的从容的注视。

    她放下茶杯，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

    “戴先生，”她说，“你费心了。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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