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手机突然能修改校花们性癖这回事

具有侵略的音量在耳边炸开，我的大脑皮层就像被无数细小的电流同时击中，β-内啡肽疯狂地弥漫、奔涌，带来一种近乎眩晕的欣快感。

    而下半身传来的，已经不是麻痹，而是一阵阵剧烈的、仿佛过电般的痉挛，从核直冲顶，让我整个都在椅子上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嗯?”

    一声甜腻到连自己都感到羞耻的呻吟，不受控制地溢了出来。

    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弯起，形成一个痴迷的弧度。

    心脏像是要跳出喉咙，全身的皮肤都在发烫。

    何等、何等的幸福啊。又是何等、何等的可悲。

    我从未想过，自己这具被周围视为“密但无的机器”的身体，这颗被认为无法理解心的冰冷心脏，竟会有如此灼热地、几乎要将自我都焚烧殆尽地思念一个的一天。

    这份感来得如此突兀，如此猛烈，如此不讲道理，将我过去十七年构筑的所有认知和壁垒，冲击得摇摇欲坠。

    幼年时，母亲曾用那种混合着疲惫、失望和一丝惧意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这样对我说：

    ——凛，你无法理解心。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确实如此认为，并一直以此为标准来行动。

    不理解，所以不期待；不期待，所以不受伤；不受伤，所以可以永远保持冷静和优越。

    这逻辑简单明了，且在我看来无比正确。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的蠢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感廉价而善变，他们的逻辑漏百出，他们的价值观浮于表面。

    与这样的产生度集，除了费时间和平白消耗绪之外，毫无益处。

    我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有意识地实践这种“隔离”，是在16岁那年。

    当时居住在美国的我，某天下午感到无聊，随手将一些前沿的数学猜想和基础的物理模型，用自己推导的（其中故意掺了几个极其隐蔽、但逻辑上堪称“优雅”的错误）方法串联起来，写成了一篇论文，投给了某个面向青少年的科学竞赛。

    结果，它竟然获奖了，还是最高奖项。

    周围的们——同学、老师、邻居，甚至包括一些科技版的记者——开始不停地、反复地称赞着“太厉害了”、“天才少”、“未来的诺奖得主”。

    赞美之词如同水般涌来，几乎要将我淹没。

    然而，听着那些热烈却空的赞美之声，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并非针对“我”而是针对“天才”这个标签的光芒，我只想：

    ——真是愚蠢。

    最可笑的莫过于我的父母。

    曾经因为我异于常的冷静和直言不讳，而对我感到隐隐的厌恶和疏离，此刻却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变态度，带着夸张的笑容和刻意的亲昵来讨好我，向每一个来访者炫耀他们的“天才儿”。

    还有那些在大学里德高望重、自以为是地宣讲着满是逻辑漏和个偏见的理论，却对我的论文（连同其中的错误）大加赞扬、甚至试图将我收为弟子的教授们。

    他们都让我觉得无比乏味，甚至有些恶心。

    那篇论文根本没有他们所赋予的那种价值。

    因为，那篇论文中我故意混了错误。那不是疏忽，而是一种测试，一种对周围所谓“英”环境的、带着孩童式恶意的嘲弄。

    连那种经过心伪装的、逻辑上甚至颇具美感的错误都无法察觉的，他们的水平，他们赖以评判他的标准，实在低得可怜，浅薄得可笑。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多少失望。更多的是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这样的记忆还清晰地残留着。

    从那时起，我就对“他”这种东西，彻底失去了兴趣。

    他们提供的绪价值接近于零，智力挑战几乎不存在，所谓的“际关系”更像是一套繁琐而无意义的冗余代码。

    当时围绕在我身边的形形色色的——那些轻易被表象迷惑的、那些价值观随波逐流的、那些内心脆弱到不堪一击的——正是让我对“他”这种东西最终失去兴趣、并决定主动保持距离的导火索。

    世界上有许多被公众、被媒体、被他们自己所认为是“有价值”的。

    被称为“格完美”、“商极高”的社会名流，或是年纪轻轻就在某个领域崭露角、被誉为“天才”、“神童”的同行。

    但这些，仅仅是和我进行一场有来有回的、基于逻辑的辩论，就会轻易地露出内心的脆弱，进而绪失控，乃至崩溃。

    只需稍加分析，找到他们理论中或他们格中赖以自傲却又最不堪一击的痛点，然后冷静地、确地攻击那里，他们就会像被戳的气球一样，发狂般地崩溃，歇斯底里，风度尽失。

    我当然会为自己的论点准备好逻辑上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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