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处

，她不想，也不愿意离开我。

    她的母亲为此跳如雷，差点和她断绝关系。

    姜晚一声不吭地承受了所有的辱骂和眼泪，然后在夜敲开我出租屋的门，扑进我怀里，把脸埋进我的胸，闷声说了一句：“我哪里也不去。”我搂着她，手摸到她后背一根根明显的脊椎骨，才知道这个看似最沉稳、最坚强的姑娘，把自己到了什么程度。

    之后的子说快不快，说慢不慢。

    我在学校里逐渐站稳了脚跟，带的班级成绩从垫底爬到了中游，又从小学爬到了前列，教导主任见了我终于不再横眉怒目，偶尔还会点个打个招呼。

    姜晚高中毕业之后考进了本地的一所师范学院，她说毕业之后要回来跟我当同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每天和我待在一起了。

    苏棠和苏棣初中毕业之后没有选择上高中，而是双双进了省歌舞团，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常年在各地演出，但不管多忙，每个月至少要回来一趟。

    她们三个用各种我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方式，把她们收的绝大部分都花在了我身上——姜晚帮我分期付款在城郊买了一套小房子，苏家姐妹出钱装修，钥匙到我手里的那天，三个齐声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家。”

    我终于有了一个家。

    不再是那间弥漫着霉味和酒气的出租屋，而是一个有阳光、有厨房、有阳台、有三双颜色不同的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玄关的、真正的家。

    我在那一刻终于相信，她们说的那些关于“嫁给我”的话，并不是孩子气的玩笑。

    苏棠和苏棣二十岁那年夏天，姜晚二十四岁，我四十岁。

    我们在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六上午，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由于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我们没有办任何法律意义上的结婚手续，只是在教堂里举行了一场私仪式，没有亲友，没有宾客，主婚的是教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

    他可能以为我们是某个大家庭的什么特殊礼仪，没有多问，只是按照流程主持了宣誓。

    苏棠和苏棣穿着她们自己设计的、样式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同的婚纱——姐姐是香槟色，妹妹是藕色。

    姜晚穿着她最喜欢的一件素白连衣裙，没有纱，没有捧花，只编了一条简单的鱼骨辫搭在胸前。

    她从来都不喜欢繁复的东西。

    我穿上了我唯一的一身正装，就是十年前去学校报到时买的那套黑色西装，袖磨得有点发白了，但苏棣坚持说这样最好看，因为“这是叔叔最初的样子的纪念”。

    换戒指的时候，苏棠的手抖得几乎套不上去，急得眼眶都红了。

    我握着她的手，帮她稳住，轻声说：“不急，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她听了这句话，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在心画好的淡妆上冲出两道细细的沟痕。

    苏棣在旁边也红了眼眶，但她不肯哭出来，为了转移注意力，还伸手去揪姐姐的辫子，被姜晚轻轻拍开了手背。

    姜晚是最后一个把戒指套上我无名指的。

    那枚戒指的内侧刻着她的名字缩写，加上一个期——不是今天的期，而是十年前的元旦前夜。

    她把戒指推到指根之后，抬看着我，那双眼睛和十年前一样，始终沉静如水，却又比十年前更多了层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经年累月的等待终于抵达了终点，又像是一个新的起点正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陈默。”她叫我的名字，尾音压得很稳，没有任何颤抖。

    “嗯。” “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办公室送作业，你连都没抬。”她微微一笑，那笑容淡得几乎看不到弧度，但我知道它确确实实存在过，“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这个，以后是要和我过一辈子的。”

    老牧师咳嗽了一声，推了推老花镜，用他那苍老而庄严的声调宣布我们可以亲吻新娘了。

    我低下，依次在苏棠、苏棣和姜晚的嘴唇上印下了三个吻。

    三个吻的长短轻重各有不同，但每一个都盛满了十年的重量。

    苏棠的嘴唇因为长期练舞而微微有些燥，带着凡士林润唇膏的甜味；苏棣的嘴唇柔软饱满，接吻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地踮起脚尖，像在舞台上做一个漂亮的延伸动作；姜晚的嘴唇温凉而湿润，我们接吻的时候她抬起手，像十年前那个雪夜一样，把掌心贴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反复地摩挲着。

    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筛下斑斓的光，尘埃在光柱里舞蹈，一如十年前道具室的那个雪夜。

    只是这次，我们不再蜷缩在冰冷的体垫上抱团取暖，而是光明正大地站在十字架下，对着彼此，对着虚空，对着过去种种不堪回首的、灰暗的、挣扎的、丑恶而又温暖的岁月，许下了一个比法律更沉重、比道德更顽固的承诺。

    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姜晚下厨做了一桌菜，有糖醋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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