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就这些。”电话那

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嘟——”挂断了。
冰茹站在楼梯间里,听着那声短促的忙音,过了两秒才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
她习惯

地打开通话记录,手指一划,把那一条删掉。
这个动作她做过太多次,熟练得像呼吸。
删完又看了一眼屏幕,确认再没有那串00318,才把手机放回大衣

袋,靠在墙上呼出一

气,白雾在冷空气里散开,心里却有点纳闷。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领导”要见她,或者要她陪什么

,都是临时通知:要么秘书打个电话,话说得含含糊糊,只让她几点到哪;要么赵师傅直接把车开到楼下,她上车就行。
从来不需要她提前准备,更不会提前两天。
这一次是周亲自打来的,而且提前了两天。
周康建越是说得轻描淡写,越说明这件事在他心里排得靠前。
那位侯书记,能进京开会、能让周康建亲自提前打招呼,不会是小

物。
她抬手理了理耳边的一缕碎发,把大衣领子拢紧了些,转身往办公室走。
回工位的路上,她的脚步比平时慢。她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那是她

生里第一次,主动为自己做的一个“狠”决定。
沈冰茹是张家港

,家里不算大富,父亲在市里一家国营厂做技术,母亲在中学教书,规矩、本分,是那种一板一眼、把

儿的路都替她算好了的

家。
她从小成绩好,跑得也快,中学时是校田径队的,百米、跳远都拿过名次,站姿、走路、肩背,都是那几年练出来的。
高考那年她考进浙江大学,念传媒相关,家里高兴了整整一个暑假。
那时候的她,白净、清瘦、成绩拔尖,老师说她“上镜”,同学说她“冷”,追她的

不少,她一个也没答应——她不想在杭州谈一场毕业就散的恋

,她想去更大的地方。
浙大那两年,她过得努力,也闷。
她渐渐发现,自己想做的事——站在镜

前、把一件事讲清楚、让

记住一张脸——跟课堂上的理论隔着一层东西。
别

在图书馆里啃论文,她一个

跑去旁听新闻系的课,跑去学校电视台做助理,扛着机器在校园里跑,晒得黑了一圈,却比上课时

神。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是能安心做学问的

,是要站到台前、被

看着的

。
这个念

,她那时还不敢跟家里说。
转学的机会是半路来的。
大三那年,浙大有个和海外院校的

流项目,南洋理工大学的传媒方向给了几个名额。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笔试、面试一路考下来,居然拿到了。
她记得拿到通知那天,一个

坐在紫金港的

场边,天快黑了,塑胶跑道上还有

在跑,她看着自己那双手,第一次觉得,路好像真的能自己走出一条来。
家里不同意。
父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好好的浙大不念,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图什么?
母亲更直接,说你一个

孩子,一个

在那么远,出点事怎么办。
她谁也没听,把浙大的学籍办了停,收拾了一个箱子,一个

上了飞机。
南洋理工那几年,是她真正脱胎换骨的几年,也是她第一次尝到“靠自己不够”的滋味。
新加坡那个地方,热,亮,什么都是新的。
她英文底子不差,可真正到了全英文的课堂上、到了当地同学中间,才知道什么叫隔着一层。
她比别

更拼,作业做得最厚,采访跑得最多,熬夜是常事。
租的房子在校外,一间很小的组屋,楼下是

刹,夜里又吵又热,风扇转到最大也压不住那种闷。
她一个

吃饭,一个

赶末班车,一个

在异国的雨里走回家,心里有时候空得发慌。
也就是在那边,她学会了把

绪收起来,学会了在

前永远得体、永远稳,学会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脸色该给。
后来台里

说她“清冷”,“有距离感”,其实是从那时候养出来的。
一个

在外

,哭也得背着

哭。
她在南洋谈过一段,很短,对方是个师兄,一起做项目认识的,帮过她不少。
她那时也动过一点心,可那段感

结束得很平淡——不是谁的错,是两个

都不够狠,也都不够要。
她后来想明白,自己这个

,感

里从来不是那种会豁出去的

。
她要的东西一直很清楚:她要站到台前的那个位置。
为了那个位置,她能忍很多别

忍不了的东西。
她只是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能忍”,

后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
毕业那年,她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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