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枝

反应都没有。”他说，“他说知道了，然后让她走了。”

    “没有打她？没有骂她？”

    “没有。”韩玉说，“他跟我说，他当时心里想的不是生气。”

    “是什么？”

    “是‘还好’。”

    我愣住了。

    “他说，还好他没听见。”韩玉看着我，“他说，如果他那天听见了，他一定会回。他一回，就走不了了。”

    我坐在那儿，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他说，他这辈子做了很多决定，只有那一个，是老天替他做的。”

    那年的年底，我在北京的一个酒会上，遇见了一个记者。

    她是做物报道的，写过很多企业家的稿子。她认出了我，过来打招呼，聊了几句音乐，然后话题就转到了韩雾身上。

    “许老师，”她说，“我上个月采访了韩先生。”

    我说：“哦。”

    “他是个很特别的。”她说，“我采访过那么多企业家，他是唯一一个，全程没有笑过的。”

    我说：“他从小就不笑。”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她说，“我问他：‘您这一生，有没有后悔过的事？’”

    我端着酒杯的手停住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有’。”

    我说：“他说有？”

    “嗯。”她说，“他说他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每一件都后悔。然后我问，那最遗憾的呢？”

    “他说什么？”

    记者看着我。

    “他说：‘我一生没结婚。有问我后不后悔。’”

    我握着酒杯，等着。

    “他说：‘不后悔。’”

    酒会上的音乐还在响，是《蓝色多瑙河》。有在笑，有在碰杯，有侍者端着托盘从我身边走过。

    我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的北京。

    那天北京下雪了。

    “他还说了别的吗？”我问。

    “有。”记者说，“他说了一句话，我不太懂。”

    “什么话？”

    “他说：‘她拉琴很好听。’”

    我愣了一下。

    “我问他‘她是谁’，”记者说，“他笑了笑，没回答。”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他笑。

    我说：“谢谢。”

    “许老师，”她问，“您认识他说的那个吗？”

    我说：“不认识。”

    走出酒会的时候，雪下得很大。

    北京冬天的雪，跟苏州不一样。苏州的雪是湿的，落在地上就化了；北京的雪是的，落在地上会积起来，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我站在雪里，伸手接了一片。

    雪花落在我的掌心，化成一点水。

    我想起很多年前，苏州的那个雨天。

    我趴在二楼的窗，伸出一把黑伞，对一个浑身湿透的男生说：“我爸的。你拿着。”

    他说：“明天我还回来。”

    我说：“明天不一定下雨。”

    他说：“好。”

    那时候我十七岁。

    那时候我以为，生很长，长到我可以用一辈子去等一个回。

    后来我才知道，生很短。短到只够一个把一句话说完，另一个没听见，就是一辈子。

    手机响了。

    是韩玉。

    “在哪儿？”他问。

    “外面。”

    “下雪了，你穿多点。”

    “知道了。”

    “我煮了姜汤，”他说，“你回来喝。”

    我说：“好。”

    我挂了电话，把围巾裹紧了一点，往家的方向走。

    雪越下越大。

    我走了两步，忽然停住。

    我回过，看着身后那条长长的、被雪覆盖的街道。

    路灯下什么都没有。

    只有雪，一片一片，安静地落下来。

    我站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这一生，拉过很多场音乐会。

    每一次谢幕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想起他坐在书房里，弓着背，手里拿着笔，说：“这里你揉弦太急了。”

    我想，如果我再拉一次那首《蝉声引》，我一定不会急了。

    因为我终于懂了。

    那首曲子写的不是蝉。

    是一个夏天，一场雨，一把伞。

    是一个站在雨里，听见另一个喊他的名字，然后——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雨，一直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