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虞女战神的废材儿子（大虞艳母传）

田野里，结束了他仓促而狼狈的统治。

    司马睿的彻底败亡，如同一记丧钟，敲碎了江南最后一丝有组织的抵抗意志。

    原本还在观望、甚至暗中与司马伦或慕容克眉来眼去的势力，瞬间偃旗息鼓。

    乘此大胜之威，林伯符、黄胜永迅速与横扫湖广、已兵临长沙城下的韩忠西路大军取得联系。

    三路雄师遥相呼应，对盘踞在湘西一带、试图依托地形和土司势力负隅顽抗的荆王司马伦，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

    司马伦用来断后、守卫长沙门户的三万兵马，主将本就是南楚旧将，见大势已去，文王已死，摄政王韩月赦免投降将领的承诺又通过各种渠道传来（其中不乏谢家等江南大族的“现身说法”），几乎未做多少挣扎，便在阵前倒戈，宣布起义，并调转矛，加了对其旧主司马伦的围剿行列。

    这一下，司马伦和依附他的慕容克等顿时陷了绝境。

    他们原本寄望于湘西二十余家彪悍的土司能提供庇护和兵源。

    然而，韩月方面早已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者，携带着盖有摄政王大印的敕封诏书和丰厚的赏赐（承诺保持其自治，并给予正式官职和贸易特权），先一步抵达了各处土司山寨。

    在绝对的实力威慑和切实的利益诱惑面前，这些明的们迅速做出了选择。

    短短数内，湘西二十余家大土司纷纷宣誓效忠摄政王韩月，并明确拒绝为司马伦、慕容克等“前朝余孽”提供任何形式的庇护或帮助，甚至主动派兵封锁要道，配合官军搜捕。

    前有追兵，后无退路，土司反目。

    司马伦和慕容克等绝望地发现，湘西已无立锥之地。

    无奈之下，只能收拾残部，抛弃大部分辎重，仓皇向西，一钻进了更加偏远、险峻、但也更加未知的云贵高原莽莽群山之中，前途渺茫，生死难料。

    一周之后，南方最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抵抗堡垒——福州，也在孤立无援和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宣告易主。

    太守邓锡审时度势，知顽抗只有死路一条，率众开城投降。

    黄胜永的东路大军兵不血刃进福州城。

    至此，南楚全境，除最南端的粤地（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因路途较远、消息传递和兵力投送尚需时，还未被大军正式纳实际控制范围外，其余膏腴之地、名城大邑，已尽数归于摄政王韩月的版图之下。

    煌煌天下一统之大势，已无可阻挡。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飞越千山万水，传回江北，传至摄政王行辕，也……最终通过各种隐秘或公开的渠道，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某些特定的耳朵里。

    ***

    江南的捷报如同雪片般飞襄阳行辕，最终汇聚成一份份盖着猩红印玺的正式奏报，沉甸甸地摊开在我的案。

    建康易主，司马睿授首，湘西土司归附，福州开城……昔的南楚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纳大虞新版图的经纬之中。

    烽火暂熄，但更繁巨的考验——如何消化这片富庶而陌生的土地，如何将分裂近百年的南北真正熔铸为一体——才刚刚开始。

    行辕内灯火彻夜不熄，我与管邑、韩忠等核心重臣，以及新近从江北抽调而来的练文官，连筹划，笔走龙蛇。

    “谢安石此，审时度势，在杭州率先献城，于江南士绅中颇有影响力，且其家族根系植东南。” 我指着舆图上闽浙一带，“命其为闽浙总督，总揽原南楚东部各州军政，一来酬功，二来以江南治江南地，可减少抵触，迅速稳定局面。韩玉暂代两江总督，坐镇金陵，扼守长江下游，兼管江淮新附之地，以其威望弹压可能的不稳。”

    管邑点，补充道：“黄胜永将军扫湖广有功，熟悉当地势，可委为湖广总督，整编降卒，抚慰流民。林伯符将军川道路已通，蜀地险远，需一能征善战又知进退之重臣镇守，四川总督非他莫属。四位总督首要之务，乃是集中统筹辖区内所有兵马——包括我南下主力、原南楚降兵及地方团练，重新编制，汰弱留强，务必使兵权归一，粮饷有度，杜绝割据苗。”

    “善。” 我提笔在任命案上勾画，“各省之下，府、州、县各级文官，尤其掌刑名、钱谷之要职，选由大司马（管邑）统领吏部，统一考核、委任。重点从北地选拔熟悉律法、通庶务的官员南下，充任实职。同时，江南各世家门阀，凡品行尚可、确有才学、且愿真心效命新朝者，亦不可闲置。” 我顿了顿，说出一个酝酿已久的策略，“可征召其中佼佼者，或朝歌六部、御史台等中央机构任职，或北调至山东、山西、辽东乃至安西都护府为官。南北上，北南下，使之相互牵制，亦促进融合。”

    “至于钱粮命脉，”

    我的手指重重敲在案上，“即刻设立税务总局，直属中央，不受地方督抚节制！由雷焕抽调宪兵及熟悉算术律法之，组建税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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