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残花录

成为了朝野共识。

    何大受国家封疆守土之责，倘若有意编练新锐之兵，来收拾局面，完全可能。

    既然如此，我当全力助其成功。

    想到这儿，我顿感此行凶险与责任，都不比往昔。

    联想起别的洋行，听说也多有出洋员彼此不和，回来互相推诿、构陷，动辄污蔑别是汉的。

    我当早做打算，想我在洋行级别不高，但身处洋场十几年，出过几次洋。

    如今岁200多两白银，家中也有六百多两的积蓄，勉强算个体面家。

    我现在做的这个通事，上不得官场，又不为士所齿。

    我每与洋谈，都要笑脸相迎，邻里乡亲背地里，却常讥笑我是“假洋鬼子”。

    此次出洋，肩负朝廷重托，实则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身家命不保。

    想到这里，我回家后取出50两白银，并修书一封，予妻子王氏，郑重嘱咐道：“此番远赴海外，我未必能归，你可自行改嫁，不必再等我。”王氏听后，虽有几声抱怨，但终究还是默默低，收拾起嫁妆。

    我们这场婚姻，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虽然平里未曾有过激烈争吵，但也算不上多么恩，不过是寻常夫妻，搭伙过子罢了，且成婚时间并不长。

    我拿出300多两，随身带着。

    若买好洋枪的钱，有少许不足，我可用私财补上。

    现在唯有尽事，以待天时。

    再花10两，雇了一个小厮六儿，在路上帮我背行李，并做些杂事。

    其余钱财，并家中一切杂物，尽数给父母，向双亲拜别：“自古忠孝不可两全，我既决心忠于职守，难免孝道有亏，还望父母原谅孩儿。”

    父亲肃然道：“国家危难，汝当全力为国尽忠，勿以家事为念！”母亲亦含泪颔首，勉励我尽心王事。家中兄弟自会照料，不必挂怀。

    我等洋行的一行乘坐洋船离了上海，在广州停靠几，洋船船主说是要在这装满食品、饮水等物方可横渡大洋。

    我上岸闲逛时听说起何玉成先生刚刚辞官归乡，我年少时曾听说何先生在三元里组织乡民对抗洋兵，杀伤数十个洋，那时便心怀敬仰。

    我立即前往拜访何先生，看到他果真豪气不减当年。

    虽已年逾花甲，须发半白，然目光依旧炯炯有神。

    论及洋务，先生喟然叹道：“三元里一役，吾等率乡民持刀矛弓弩，欲凭血勇驱逐英夷，奈何洋之船坚炮利，远非我等所能敌。自此余知，欲御外侮，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余曾与林大（林则徐）通信，林大说他曾屡屡上书朝廷，说明西洋火器良远胜我朝，惜朝廷未予重用。”

    何先生短叹一声，语带悲愤：“道光朝以来，陶澍诸公革盐务、理漕运、裁冗员、肃吏治，又命各地招募乡勇，打造鲁密铳，新铸大炮，欲效前朝平准格尔、张格尔之旧法，抗海上之洋夷。然西洋火器新月异，我朝器械简陋，兵勇乏训，二十年奔波，徒耗光。今朝廷方知洋之枪炮良，欲购置器械，然纵有洋枪洋炮，若无忠勇智识之士练，亦不过废铁耳！”

    何先生凝望窗外，仿佛当年广州之战的景象犹在眼前，继续说道：“欲得良才，非广开西学不可。科举旧制，唯四书五经为尊，士子囿于章句，鲜通格物之理。林大曾设译馆，译西书以窥洋技，惜阻力重重，难成大器。今之事，唯有除旧习，兼采西学，方有转机。然满朝公卿多斥西学为夷术，谈何容易！”

    言毕，先生和我谈起如今国势，依旧忧心如焚，却无力回天，徒呼奈何。

    我走出何先生宅邸后，依旧心绪难平，想何先生一生抗夷护民，晚年却只能归隐田园，怎不令叹惋！

    我们是西历1859年10月出发的，到达美国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港时，已经是西历1860年1月，此时我们一行已经非常劳累。

    张买办有气无力地指示我：“尽快按照洋商史密斯提供的地址，联系约定的当地军火商。看来我们需要休息半月才能坐船回国，要在这段时间尽快确保易顺利完成。”

    我走在诺福克码上，看到木板道被海水浸得湿滑，空气中弥漫着鱼腥与松脂的味道。

    远处，船帆摇曳；黑在白监工的皮鞭下，扛着棉包与木桶走过。

    岸边挤满戴毡帽的白水手与商，目光冷漠地扫过我们这些陌生面孔。

    通过向当地打听，再核对史密斯洋商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不远处的军火商亨克尔先生的住宅。

    敲开门后，我向他说明来意，递上了洋商史密斯和洋行的介绍信。

    亨克尔先生是个40多岁的白男，看起来目光贪婪，举止粗俗。

    他自称从汉诺威移民到此，是史密斯先生的主要合伙。

    这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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