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归乡路

妈，我没钱了，给我打点生活费。”

    “我不是一次把你学费生活费都转你爹了吗？你跟你爹要去啊。”

    “那是黄国柱给的，关你什么事？再说钱给到我了吗？”

    我听到这里，脑子“嗡”地一下炸了。

    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力掰开了他的隔间门，二话不说一把将他从坑位里拽了出来。

    我所有这些年对黄国柱

    的怨、恨、不甘，全在那一刻薄而出，毫无保留地砸向这个不知死活的倒霉蛋。

    我俩在厕所里扭打起来，拳脚相加。他瘦，又是蹲着起身，被我压在地上死死动不了。我一边骂，一边打，声音几乎能震塌天花板。

    “嬲你麻麻憋哟——你个婊子养的，我要弄死你！”

    我吼得喉咙都哑了，脚下的他哭也不是，骂也不敢骂，只能用胳膊护着。我最后把他手机踩了两脚，直接丢进了厕纸垃圾桶。

    他缩在角落里，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转身就走了。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黄国柱他妈的，竟然同时养着两家。而且看得出来，他对木匠那边，可能还更上心一点。

    他家的新房早就建起来了，外墙贴了瓷砖，窗户装了铝合金，连家具都置办得差不多了；而我家的那栋，只是个冷冰冰的毛坯房，晒了两年，连个门都没有。

    这事之后，我对黄国柱的那点感——不管是恨里夹着的期待，还是血缘里残存的一丝幻想——都彻底没了。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还傻乎乎地在市里上学、幻想着有个新家能住的时候，家里的况早就进了寒冬。

    刚动工的时候，黄国柱信誓旦旦地说，年底回来结清工钱和材料尾款。可那年，他没回来；第二年，也没有。

    那栋毛坯新房其实比我家那漏雨的土房子强多了，可我爷爷始终不敢住进去。

    因为隔三岔五，就有讨债的上门，坐在门抽烟、唠叨、讽刺，坐半天不走。

    他们不敢撕脸——怕万一哪天黄国柱又风风光光地开着更好的车回来，像上次一样，给大家散一根芙蓉王，那时候“错”的反倒成了他们。

    但他们又不甘心，想拿回那本来是属于他们的钱，于是就这么拖着、耗着、熬着。

    我爷怕我在学校分心，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读高三那年，靠的是他们四处求，东拼西凑。最后才勉勉强强把我从学校送出来。

    我拼了两年，梦想中的二本线终究是没有达到，差了二十几分，根据往年的录取线我报了泉州一个学校的专科，专业是电子商务。

    我想过复读，跟我爷说的时候，他俩欲言又止。

    “林崽，你也长大了，马上十八岁了，我跟你尽力了。”爷爷在门槛边抽着水烟，唉声叹气。

    我点了点，说：“爷爷，我不读了，我出去打工。”

    其实

    从学校出来那一刻我就明白，黄国柱回来没带来什么“光宗耀祖”的春天，留给我们的，是一堆收拾不完的烂摊子。

    “林林，你得读下去，你去找你妈吧，你考到泉州，我打听到了她在厦门，也算是你们母子有缘分。”说话有点漏风了，但她脑还很清楚。

    看着老态龙钟的爷，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们这一辈子——种田、喂猪、织竹编、东拼西凑地供我上学，到老了也没法颐养天年，甚至连儿子的一个问候都等不到。

    这，就是那个年代农村大多数老年的命运。

    我悲从中来，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接着便是大哭了一场，爷爷眼睛有点发红，背过身去悄悄抹泪。

    填完志愿后，我打点了一下行囊，爷爷要把他们仅仅剩下最后的六千块积蓄全部给我，我不忍心拿，早晨乘着他们不在卧室，我悄悄放回去了五千。

    我想着没找到母亲或者母亲不愿意帮我，我就在那边找个事做。

    告别时我的眼泪又不争气的掉了下来，老村长他儿子，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村支书，只不过大家老村长叫习惯了，他用他的摩托送我去镇上汽车站，我的泪水滴在他背上。

    “林崽，你的命苦，你要争气啊，千万别学你爸。”送我到汽车站时村支书叹了一气。

    我点了点，就这样奔向了从未去过的远方。

    2007年的厦门，处在一个建设热中，比如第一码，城市广场，成功大道，高崎机场，观音山等，那时候都还没有完成，但给一种活力迸发，很有生机和希望的感觉。

    虽然跟现在没法比，但那个年代的厦门依旧让我有种割裂感，感觉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找到我母亲，并没有像故事中那样坎坷曲折，费尽周章，最后快要饿死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一线转机。

    我给到我的地址，是后浦那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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