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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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很讨厌舅舅的这门生意。她觉得那是在“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程伟，”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对又来我们家取光盘的舅舅说，“你能不能点正经事？就靠这个，能当饭吃吗？”

    “姐，你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和虚假的国热烧得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手里的光盘，像在挥舞一面旗帜，“这叫什么？这叫‘球迷经济’！再说了，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这是为了信仰！为了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只是疲惫地摇了摇，不再说话。

    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们县城，像过了三次年。每到比赛那天，所有的店铺都会提前关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中央电视台那个姓黄的解说员，声嘶力竭的咆哮。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几天达到了顶峰。他甚至奢侈地

    ，买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国队每次被别踢进一个球后，就跑到院子里点上一挂，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来驱散弥漫在空气里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们家的空气，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妈妈依旧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地，织着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窗外那些喧嚣的、属于世界的狂欢，和我们屋子里这片沉重的、只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寂静，形成了一种极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对峙。

    我常常会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地观察她。我看到，她的眉总是紧紧地锁着，那双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和焦虑，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变得有些黯淡。她织毛衣的动作，很快，很机械，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有时候，舅舅会在我们家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哪支球队能夺冠。

    “……要我说，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家那个蒂，战神！那一脚远，‘哗’的一下，球门都得抖三抖！”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战神”。

    妈妈只是低着，织着毛衣，偶尔会因为舅舅的声音太大，而不易察觉地皱一下眉。

    “不过啊，”舅舅话锋一转，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这足球，它跟生一样，也不光是看谁的拳硬。有时候啊，运气，比什么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可我却觉得，他那句话，像一颗烧红的、沾着酒气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嘶嘶作响的。

    我看到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中国队毫无悬念地出局后，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他把那些过时的v光盘，当成废品，五块钱一斤卖给了收垃圾的。我们县城那热病，也像退一样，迅速地冷却了下去。大街小巷的红旗和横幅，都被摘掉了，一切，又恢复了往的平静。

    只有舅舅，还在坚持着。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西队身上。他说，他从罗纳尔多那个“阿福”上，看到了一种王者的霸气。

    决赛那天，是星期天。舅舅提着半只烧和一瓶二锅，赖在我们家，非要扛着那台小小的、信号不太好的彩电，看完这场“世纪之战”。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默默地，把那件已经织得差不多了的毛衣，收了起

    来，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帘子后面的床上。

    我和舅舅，就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场在遥远的、名叫横滨的城市里进行的比赛。舅舅喝得满脸通红，一会儿为罗纳尔多的错失良机而扼腕叹息，一会儿又为德国队门将卡恩的神勇扑救而大骂。

    而我，却一个镜也没看进去。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帘子后面那片寂静里的声音。

    我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她翻身的声音。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一样，把自己从这个屋子里彻底地抹去了。

    下半场，罗纳尔多，那个顶着滑稽阿福的男，连着踢进了两个球。

    我们家那栋旧的红砖楼，瞬间就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男们的欢呼声和叫好声。舅舅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把手里剩下的半瓶二锅一饮而尽，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在屋子里又蹦又跳。

    而就在他那声嘶力竭的、充满了酒味道的欢呼声里，帘子后面那个死寂的世界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轻的、几乎被外面的喧嚣完全淹没的气音。

    那声音，很短促，也很怪异。它不像叹息那么绵长，也不像咳嗽那么浑浊。它更像是一声从喉咙最处被巨大的压力硬挤出来的、涩的、短促的笑。

    那或许，算是一种笑声。

    但那笑声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它尖锐，冰冷，像一小块冰，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呲”的一声就消失了，只留下一缕微不可闻的、自嘲的青烟。它不像哭声那样，是温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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