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

会结得更厚，那晚的饭菜，也总是会咸得发苦。

    我们家的电视机，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彻底坏掉了。屏幕上，只剩下一片永恒的、沙沙作响的雪花。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没得修了。

    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带着我，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路灯很亮，路面很宽，是县城里所有有有脸的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或者县医院的院长，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以前总说那里的太吵、太显摆，但那段时间，她却一反常态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

    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只是拉着我的手，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她的步子很慢，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群中，来回地、不着痕迹地扫视着。我知道她在找谁。

    我们走了很多天，都没有遇到。直到有一次，我们真的，“偶遇”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走着，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留着大背的男在说着什么。是吕叔叔。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冰冷的汗，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他和大背男握了握手，然后转过身，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程蕾同志，”他点了点，语气是那种纯粹的、领导对下属的客气，“带孩子散步啊？”　　“……是，是啊，吕局长。”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您……您也来散步？”

    “嗯，跟招商局的刘局长，随便聊聊工作。”他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笑着摸了摸我的，“晨晨又长高了啊。最近学习怎么样？那本《复活》，看完了没有？”

    他记得那本书。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

    “还在……还在看。”她替我回答道，声音嘶哑。

    “嗯，好书，要慢慢读。”吕叔叔点了点，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又客气地对妈妈说，“行，那你们继续逛吧，我先回去了。”他说完，就真的转身，迈开步子，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再回看一眼。

    他就那么走了，留下妈妈一个僵在原地，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冰冷的雕像。

    我看到，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决绝的背影，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彻底地熄灭了。她只是牵着我，转过身，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在那条灯火通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那所有是心非的矜持，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程蕾同志”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

    的可笑。　　她输了。在这场无声的、关于谁先低的战争里，她输得一败涂地。

    (9)

    那个冬天，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

    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送的却不是信，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据说，能把一份文件，在一天之内，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

    我们家属院里的，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有那个钱，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唯一一个，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

    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妈妈像一个被戳了所有幻想的气球，迅速地、无可挽回地，瘪了下去。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想要“抓住”什么的努力。　　她迷上了十字绣。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很高级的杂志上，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孤单的孩，正踮着脚尖，在悬崖边上，迎着月光，独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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