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

了一气。舅舅又恢复了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甚至开始在饭桌上，跟我讲一些他在乡下时的风流韵事。

    每当这时，妈妈就会放下碗筷，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然后，里面会传来巨大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只有妈妈，依然沉默着。

    她开始以一种更加偏执的方式，投到对“整洁”的维护中。她把我们家所有的床单、被罩、窗帘，全部拆了下来，泡在巨大的搪瓷盆

    里，倒进去半袋洗衣，反复地搓洗、漂白，直到它们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都放进开水里煮，一遍又一遍。她甚至用一块小小的抹布，跪在地上，把我们家每一块地砖的缝隙，都擦拭得净净。

    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上了发条的机器，试图用这种极致的清洁，来对抗某种正在她身体内部，悄然蔓延的“不安”。

    她的身体，以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原本就清瘦的脸颊，微微地凹陷了下去，显得那双眼睛，更大，也更空了。她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筷子夹着一根青菜，悬在半空中，许久都不动一下。

    工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她比税改最忙碌的时候还要拼命。她不再只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主动去帮助科室里所有的。谁的报表有错漏，她会默默地拿过来，重新核算；谁的业务不熟练，她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她成了整个科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

    同事们都开玩笑说：“程蕾啊，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铁炼啊。”

    每当这时，她只是淡淡地笑一下，不解释。

    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它们不突兀，甚至带着体恤和关怀的温度。

    有一次，妈妈下班回来，布兜里多了一瓶玻璃瓶装的、看起来很高级的牛，和一小袋核桃。她把牛热了给我喝，又把核桃仁一颗颗地剥好，放在小碗里。

    我问她这是哪儿来的。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低声说：“是……是局里工会，看我们家困难，特别照顾的。”

    我信了。因为那牛和核桃，都带着一种“组织关怀”般正确的、无可挑剔的气息。

    还有一次，她带回来一本崭新的、硬壳封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那本书，当时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是内部学习资料。她把那本书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书皮，每天晚上，都会在灯下研读。那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苍劲有力的赠言，但我从未有机会看清写的是什么，因为妈妈用一张小小的白纸，把那行字给贴住了。

    这些东西，就像一滴滴温水，悄无声息地，持续不断地，注到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

    (3)

    那个夏天，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外公的病彻底稳定，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他才找了个借，回了乡下。他走的时候，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

    里的几块钱零钱。

    妈妈发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倒了半瓶花露水，然后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形印记的地板。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站在阳台上。她没有抽烟，也没有发呆。　　她手里拿着的，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著书的封面。

    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她的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极其复杂的表。

    那里面，有感激，有敬畏，有不安，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后，不敢松手的依赖。

    我忽然意识到，那捆钱所开启的，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

    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一扇妈妈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　　那个漫长而又混的夏天，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落下了帷幕。　　外公出院后，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据说，外公虽然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说话也含含糊糊，需要长期在身边伺候。舅舅以此为由，向妈妈又“借”了两百块钱，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然后就带着外公，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舅舅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那盘踞已久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终于被秋燥的风所吹散。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擦拭、晾晒。当那熟悉的、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我才感觉到，那个夏天，真的结束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妈妈不再夜拖地，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部模样，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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