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

，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舅公家。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家里开了个小卖部，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带回来一个

    沉甸甸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百块钱，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皱皱的，带着一烟和酱油混合的味道。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最新地址Www.ltx?sba.m^e

    她什么也没说，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聊天时，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蕾蕾啊，不是舅公不帮你，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我刚给他填了窟窿……这点钱，你先拿去应应急。”

    舅舅程伟，是在那之后不久，不请自来的。他提着一网兜橘子，一脸谄媚的笑。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在乡下上班，平时游手好闲。他一进门，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回来后，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说他也要尽孝心，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

    结果，他从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

    他把钱塞给妈妈，说：“姐，我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

    妈妈面无表地收下了。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躲在城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债和风流债。他的到来，彻底打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他白天不敢出门，就在屋子里抽烟，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他吃饭狼吞咽，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还说梦话。我们家那净的、清爽的味道，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彻底覆盖了。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更沉默地、更用力地去拖地。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著酸臭味的汗衫。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到了局办公室。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工会主席把钱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妈妈低着，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吸一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之的同事的家门。我见过她在财政的李叔叔家门，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都愿意帮忙。有的会很热地把她请进屋

    ，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钱，老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还有的，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债。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我们坐了很久的公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嘈杂的城中村。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那是一栋私搭建的小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穿着睡衣，正在嗑瓜子。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净的米色连衣裙，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

    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也老了一些，发油腻腻的。看到我们，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没有看那个，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她说：“爸病了，脑溢血，在医院。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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