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残花录，修整版

些货的少说也要10天后凑齐，舰炮的装船可能更慢，你告诉两位船长，由于舰炮的高度敏感，需要晚上装船，到时候船上得留配合。海关的事我摆平，你别跑，北方佬的眼线多。”

    离开普列纹商会时，我路过一排办公桌，一个文书低抄写，他抬了我一眼，手快得像条蛇，塞给我一个小皮包，沉甸甸的像装了石。他也不抬，自言自语地嘀咕：“海鸥之家，2楼6房，包里有住凭据，房费付了一部分，剩下你自己续。”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像是怕隔墙有耳。我心一紧，抓紧皮包，低声回了

    句：“谢了，兄弟。”他没吭声，笔尖划得纸哗哗响，像啥也没发生。　　出了商会，布特尔的夜风凉得刺骨，巷子里的铜灯晃着暗光，石板路湿漉漉的，映出靴子的黑影。我低裹紧大衣，皮包塞在内兜，沉得像块铁，我猜里八成是此行报酬和房间信息。

    我没做多想直奔布莱克钟表行，这里还是老样子，橱窗里摆着几块怀表，指针在汽灯下闪着冷光。推门进去，柜台上堆着齿和螺丝，接待的还是上次那个伪装成钟表师傅的家伙，他抬看我一眼，又继续低修表说：“又是你，萨凡纳来的。”我点点，压低帽檐，低声说：“找坎伯兰，布朗的货。”

    他没废话，领我穿过后门，进了个小隔间，木墙得发霉，油灯晃得影子像鬼。里坐着个新面孔，自称坎伯兰，梅森先生的助手。三十来岁，穿灰呢西装，脸白得像没晒过太阳，眼神尖得像针。他指了指椅子，声音得像嚼纸：“莫林，坐，东西拿出来。”

    我从怀里掏出雪茄盒，坎伯兰接过去，眯眼翻了翻，递给我一张收据，他靠回椅背，椅子吱吱响，低声说：“这次别急着走，11月20你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我会给你新的指示。”他说着又给我写了张纸条。

    我收下纸条，试探着问：“啥指示？”

    他摆摆手：“到时候就知道，少问，少麻烦。出去吧。”

    我没再吭声，起身推门，铃铛又叮当一响，钟表师傅瞅了我一眼，低继续磨齿，像啥也没听见。出了钟表行，夜风卷着煤烟味，巷子暗得像锅底，油灯晃得影子跳。我低快步往海鸥之家走。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没发现明显在盯着我的，海鸥之家里我隔壁的监听者好像也撤了，也没提要求我出门再打报告的。　　但这可能只是对我更大的试探，极有可能是外松内紧，但管他呢，能透气真好。

    按那几个洗衣工告诉我的，利物浦的华社区挤在皮特街旁的一条小巷，房屋低矮，砖墙熏得发黑，门框上贴着褪色的红对联，十分狭窄，据说这里住着百来个中国，几家铺子挤在一起，门挂着布帘，卖卤鸭和粥的摊子冒着白汽，一个老汉裹着棉袄，蹲在墙角抽旱烟，烟雾白如棉纱，嘴里嘀咕着福建话，抱怨工钱被克扣。

    我溜进一家叫“聚福”的小餐馆，木招牌裂了道子。里就三张桌子，油腻得发亮，墙上贴着张关公像，香炉着两炷细香，烟袅袅得像叹气。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福建，脸瘦得像柴，棉衫补了几个补丁，着夹生英语问我要啥。我点了

    一壶清茶，店主提来一个瓦罐茶壶，国内一壶几文钱，这儿要一先令，想想也是英国不产茶叶，得靠船运。

    旁边桌坐了个华水手，带着个白，俩低声聊着，桌上摆着几碟小菜，水手二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广东音。白三十多岁，身材像根毛笔，棕发糟糟地扎着，棉裙磨得发白，脸颊有几块雀斑，手指上戴枚磨旧的金戒指，在油灯下闪着暗光。我瞧得新奇，端着茶杯凑过去，用英语搭话：“兄弟，你们这组合少见，咋认识的？”

    水手瞅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露出一颗缺牙：“我叫阿财，跑船六年，她叫夏莉，四年前在码洗衣摊认识的。”

    夏莉声音细得像叹气：“我娘死了，丈夫也死了，厂里工钱不够吃，他肯娶我。”

    阿财叹气说：“英国佬对我们两个都很不待见，邻里叫她‘中国佬的婊子’，连教堂都不让她进。我们搬到皮特街，省着点也能过。”

    他指指莉莉的戒指，“这戒指是我攒一年工钱买的，她戴着没摘过。”　　由于我听不懂他的广东音，我们全程用英语对话。

    我和阿财又闲聊几句，正要离开，一个把手放在我肩上，说了句北方音的汉语：“想不到你还没死，跑到这里做什么。”

    我回一看，感到一阵惊喜：“陈大器！！”

    这正是当初在洋行带我行的同僚，也是我从小玩不到的好朋友，他也要了壶茶，说自己这次也是奉命出洋，偶然遇到，现在朝廷逐渐重视起洋务来，出洋采买的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们不禁聊起了往事，一直说到1859年的那次出洋，我把当初我遇到的况和盘托出，但故意先隐瞒了我在美国的后续经历，问陈大器后来怎么样了。　　陈大器点起一个铜烟斗说起来：“张买办1860年初夏把洋枪带回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