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套（下）

 徐虹知这方面的社会弊病，不要说职业平等了，连法律面前平等都做不到，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这是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只是想问她感兴趣的事。她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邀请我帮大张村的张大伯打官司时，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这

    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杨晓辉慌忙解释：“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提携农村青年’。

    当时，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到农村调研，体验农村生活，报导农民呼声，我们的影响很大，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

    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都想替农民做点事，但是，我们也有分歧。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留在农村种地的越来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收现在主要靠打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

    张锋则认为，无论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

    他说，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

    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是有益的，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神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感。从他的谈话看来，张锋志向“远大”。根本不象是一个职业诈骗犯的言行。她问：“张锋跟你说过他的况吗？”

    杨晓辉：“其实，我跟张锋不太熟悉，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谈论各自的家庭况。他以前大致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孤儿，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吃过很多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他想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徐虹：“网上有关我跟他的事你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经给他打完了，结局如何不是我个所能决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过错。以后，有关他的事你不要再找我。

    张锋现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钱，他以后的治疗还是殷蔓蔓负责。你想问他的况就直接问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板，她不会在乎你这点钱。”

    她给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机号，她既然要起诉张锋，就不会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律师。”杨晓辉明显看出徐虹对张锋态度不佳，迟疑片刻，鼓足勇气说，“其实，张锋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的坏，他以前之所以骗钱财，都是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后来，他认识到了错误，积极改正，奋发向上。从他跟我的谈话来看，他非常有思想有远见。如果我的生命能对生我养我的农村和农民有所益处，我愿意把我纤毫般的生命投进熊熊烈火中。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佩服他。”

    徐虹从不喜欢听喊号，她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到伟光正的号太多了。她淡淡说：“在我眼里，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我是一个律师，看看待问题容易带职业病。”

    她的是非观点非常清晰，不能因为是“好”就可以无视法律，不能因为是“坏”就妄加迫害，一切行为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无论张锋是好是坏，无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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