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文工团员的最后下落

子的哭闹声、大姐的哀求声和匪徒们的狂笑声响成一片。

    这时郑天雄又出现了，他指着跪在一边的小吴说：“弟兄们，这儿还有一条小牛呢！”

    一个匪兵上前，握住小吴的房用力一挤，果然涌出一汁。他一面往碗里挤一面说：“大补，有钱的老财专门顾妈挤喝。咱也阔气一回！”

    说着把从小吴房里挤出的半碗一饮而尽。

    其它匪徒见状一涌而上，抢着抓住小吴和大姐的房挤，疯狂的叫声响成一片。

    这残忍的戏弄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小吴的两个房都挤空了，大姐的两个房也都挤空了，孩子在哭闹中被抱走了。

    从此以后，这悲惨的一幕成了每天早饭的一道小菜，大姐和小吴一个吊着，一个跪着，任匪徒们随意挤，任何一个匪徒只要高兴，都可以从孩子中夺走母亲的房，把抢走。

    自从到达第一天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之后，我们就彻底地跌了地狱，完全地成了他们的隶，他们任意地作贱我们，有时是为了发泄仇恨或欲，有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也不需要理由，因为我们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

    我们各有心事，不敢有任何反抗的表示，甚至连一点怠慢都不敢，唯一的希望是哄他们高兴，也许有一天他们松懈下来，我们有机会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

    牛军长真的在饭堂旁边盖起一座屋，把我们关在里面供匪徒们乐，我们每天夜里都要被他的军官们。有时他们有大的行动，就用我们来慰劳参加行动的匪徒，遇到这种况，往往会被夜不停地几天。

    牛军长时刻不忘侮肖大姐，羞辱和折磨她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自我们到达以后，他们竟搞了个“周末晚会”，每个礼拜都把我们集中起来羞辱一番，听说这又是那个险的郑天雄的主意。

    每次“晚会”他们都会发几十张票，拿着票的匪兵就可以随意我们。每次“晚会”上，他们还会想出各种花样当众羞辱我们取乐，这种时候，他们的主要对象是大姐。后来，这竟成了他们调剂枯燥的军营生活的主要手段，以致后来驻在附近的其它国民党残军的军官都会跑来拿我们“散心”，而牛军长竟卖起了票。

    大姐曾在“晚会”上被他们当众灌肠，灌得连泻了十几次，以致最后泻出来的都是清水；他们也曾着我们每都当众给男，然后吃掉他们出来的；甚至有一次，牛军长大便以后，竟强迫肖大姐当众给他舔净门。

    他们在“晚会”上用各种千百怪地方式我们，最“受欢迎”的方式就是坐在那里竖起，命令我们自己把坐自己的道甚至门。有一次，两个匪徒对坐，将两根相向竖起，命大姐将两根同时坐自己的道和门，然后上下活动身体，既要让在身体里抽，又不能使脱出，还要让他们尽兴出，那天大姐被他们折腾得几乎瘫在地上。

    当时驻在附近的还有其它国民党残军部队，每当这些“友军”或当地的要来拜访牛军长时，他最喜欢的欢迎方式就是把我们中的一个绑成粽子一样摆在屋角，然后在道或门里上东西。如果是白天，往往是花；如果是晚上，就蜡烛，房上也会被栓上小铃铛一类的“饰物”，高兴起来踢上一脚，发出“叮当”的响声搏一笑。

    被充当“摆设”的主要是施婕和小吴，一则因为她们当时大着肚子，摆在那里引注目，二则因为我几乎每次都被拉出来供客观赏然后，而肖大姐则基本逃脱不了被牛军长和客一同“修理”的命运。

    我们到牛军长军营后一个多月，小吴和施婕先后生产了。

    小吴生的那天夜里，我正被郑天雄和几个匪徒取乐，听着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哭叫了整整一夜，叫得比林洁受刑的时候还惨。

    她当时还不到16岁，如果在家，还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纪，现在却要以她那还未完全发育的身体，承受产子的艰难与痛苦。

    我当时真以为她过不了这一关了，结果第二天一早，婴儿宏亮的啼哭打了晨曦，一个悲惨的15岁母亲诞生了。

    这群毫无的豺狼，竟然在当天晚上就把刚刚生产的小吴全身赤地吊在饭堂，将她的军装和婴儿摆在旁边展览，结果吸引来不少附近其它营地的国民党残军军官前来猎，他们竟为这个只有15岁的敌方军队的被俘兵在他们手里被迫怀孕生产而兴高采烈，以此来获取对那个曾彻底击败他们的强大敌手的心理平衡。

    没过几天，施婕也生了，她们俩生的都是男孩。

    也许是因为怀的都是土匪的孽种，她们都没有大姐那种“不可理喻”的护犊之，孩子生下不久就都被带走了，她们的水都成了匪徒们的早餐。

    牛军长似乎非常热衷于验证老金说的两年能生三个孩子的话，小吴和施婕生育后只让老金给她们保养了短短几天，就组织了一次“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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