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文工团员的最后下落

上拿来一把刷牲用的大鬃刷，从上面揪下两根粗硬的猪鬃，那猪鬃有两寸多长，钢针粗细，硬挺挺的又黑又亮，他捏住大姐的用力一挤，孔张开，一根粗硬的猪鬃扎了进去。他一手托住大姐丰满的房，一手捻动猪鬃向里捅，眼看着黑色的猪鬃一点点没了紫红色的。

    房本来就是最柔的部位，大姐怀着孕，房就愈发敏感，加上又受了伤，粗硬的猪鬃刺，痛苦可想而知。本来已昏昏沉沉的大姐浑身像打摆子般一阵阵发抖，禁不住左右摇摆，可一动，马上扯动了捆在脑后的绳子，拉扯着在她门里的竹棍，结果她痛得连大腿都抽搐起来。

    猪鬃已差不多全部刺了她的房，老家伙起劲地捻着，一滴殷红的鲜血从滴落在地上。另一个匪徒也拿起一根猪鬃，拽住大姐另一边的也刺了进去，大姐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她控制不住地随着两个匪徒捻动的节奏，高一声低一声地发出凄厉的哀号。看着这一幕残酷的景象，郭子仪和那个70多岁的老子在一旁满意地笑了。

    这时老金拿了一大捧根根走了过来，那个正在捻着大姐里的猪鬃玩得起劲的老家伙看见了，忙把猪鬃给别，接过药挑了挑，让搬来一个石臼，把药放在里面捣了起来。

    不一会儿，药捣成了一摊烂泥，老家伙盛起一碗来到大姐身后，他让把大姐门里的竹棍拔出来，用手指把药糊一点点地塞大姐的门，嘴里恨恨地说：“你毁了我们郭家，我要让你变牛变马，给我们郭家赎罪！”

    足足半天时间，一碗药糊都塞了进去，他又把竹棍重新进大姐的门，然后指指剩下的药糊对郭子仪说：“老七，等玩完了这娘们，就把这些药都塞进她的骚，想要她时就把药掏出来。记住，每天至少要20个她，一完马上用药，骚和眼都要填满，三天之后见分晓。”

    这时大姐已经让他们折磨得昏了过去，匪徒们放开了大姐的房，那两根粗硬的猪鬃就留在了她的房的里，房的下半部已是血迹斑斑。他们松开了铁链，让大姐坐在地上，把她的另一只脚拉开成八字形铐在另一个铁铐里，手臂仍然被高吊着。

    郭子仪命去提凉水，要浇醒大姐，他得意洋洋地说：“大家看着，还有好戏在后面！”

    说着从旁边的一个石凳上拿起两个大玻璃瓶，我一看，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一个瓶子里有10来只掌长的大蜥蜴，另一个瓶子里是3只比大幺指还粗的大蝎子。

    “他们要什幺？难道……”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知道，肖大姐的勇敢坚强虽然在全军是有名的，但她毕竟是个，她像很多北方子一样，对蛇一类的爬行动物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关于肖大姐怕蛇的故事。那是部队刚来到湘西不久，为了不扰民，全军都住在野外，军部也不例外。那时，军首长也没有房子住，和我们一样住帐篷、打地铺。

    据说有一次大姐回军部和李副军长团聚，半夜时分他们的帐篷里突然传出恐惧的叫声，睡在旁边帐篷里的警卫员们以为有敌，衣服都没穿好就冲了出来。却见肖大姐只披了一件上衣惊恐地站在帐篷向里张望，警卫员们冲过去一看，李副军长正抓着一只菜蛇往外扔。

    原来大姐睡到半夜忽然觉得被窝里有东西在动，伸手一摸又滑又凉，她抓起来一看，是条幺指粗的蛇，顿时吓得叫了起来。李副军长处理掉死蛇，嗔怪大姐大惊小怪，可大姐死活也不肯再睡，脆找个树墩坐了半夜。

    第二天我们文工团的姑娘听说了，还没大没小地开了大姐半天玩笑，她只是红着脸，什幺也没说。

    可从那以后，大姐无论是在政治部、还是回军部家里，睡觉都是找两颗树搭吊床。直到后来驻防下来，条件小有改善，军首长都有了简易住房，她才重新睡到床上。据说为了这个，大姐怀孕都推迟了几个月，要不然她已经当妈妈了。

    现在土匪要用比蛇还可怕的蜥蜴和蝎子来虐待她，已经饱受蹂躏的大姐如何能经受得住！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大声叫道：

    “你们住手！”

    土匪们没有理会我，继续在大姐身旁忙着准备，我急了，流着眼泪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她肚子里有孩子！”

    我的叫声引起了一个的注意，他就是郑天雄。他走到我身边，险地问：“你要什幺？”

    我流着泪道：“求你们放过大姐，她已经不行了。”

    这时郭子仪也走了过来，郑天雄眼珠一转朝郭子仪使个眼色，对我说：“放过她可以，但有个小条件，你得听话。”

    我已顾不上考虑他的眼色包藏了什幺祸心，心想无非是多几个禽兽，就匆匆地点了点。

    郑天雄拍了拍肩上挎着的照相机：“其实很容易，你就是要乖乖地让我照几张相。”

    我听了，心通通地跳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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