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舞月扬

一遍的不会超过三个，不知他看到唐代牛李党争，再对比自己的行为，会作何感想。

    之后元佑年间，朝廷尽是旧党天下，行事已经极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进一，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

    哪怕新党说狗屎是臭的，他们也非说是香的。

    有了司马光这个恶例之后，旧党对新党的迫害打击堪称是无所不用其极，新党已经被全体赶出朝廷，仍不罢休，坚持要斩除根。

    于是又炮制了堪称是宋朝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

    此案堪称是宋朝建国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打击力度最大、手段最卑鄙恶劣的一次政治迫害，是旧党对新党一次斩除根式的政治总清算。

    其罗织罪名、扑风捉影、诛连无辜堪称史无前例，新党有份量的物几乎被一网打尽，蔡确因此最后死在岭南贬所，朝野震动。

    平心而论，蔡确生前惯于玩弄权谋打击异己，此次被以其之道还治其之身也算报应不爽。

    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宰相的，便是贬出朝廷，依照惯例也是择一大郡牧守，算是寄养天年，最差也不失为富家翁，如王安石罢相便是判江宁府，总要不失朝廷体面，此乃宋朝祖宗之法，实为优容士大夫之意。

    盖因士大夫之间再如何争斗，那也是「君子之争」，胜利者对失败者不会赶尽杀绝。

    而蔡确一朝罢相，竟给贬死岭南，死因更是不明不白，实是大宋朝开国以来一次。

    新党诸看到蔡确下场，未免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对于旧党的怨恨，也已经变质。

    因为这不再是政见之争，而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若是旧党继续得志，谁也不知道新党剩余诸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步上蔡确后尘。

    而旧党整死蔡确之后还不罢休，大肆兴起株连之风，开列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

    不但将这些一贬再贬，更将此榜文张贴全国各处，命名为臣榜，专门安排每对百姓传唱，整整宣传了八年，彻底将榜上有名者从名声上搞臭，手段之卑劣，实是让无话可说。

    在彻底搞定了新党之后，旧党似乎党争上瘾，于是内部分裂成蜀、洛、朔三党继续互相嘶咬，把对付新党的手段拿过来对付昔的战友，朝堂上遍地狗毛。

    似乎除此之外，国家就没有别的事了。

    在这一场混战中，旧党诸蠢材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攻击；一边引经据典的骂的过瘾，一边又经常被吓的提不住裤子。

    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幺样子。

    在这一期间，国家政事废退，飞狗跳，乌烟瘴气；经济政策混，反复不定，治国无术；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大量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宋朝就在这无谓的内耗当中，一点一点将元气消耗殆尽。

    纵观元佑更化前后九年时间，旧党群臣们虽然以「君子」自居，但是他们的事基本上除了不停的玩招互相倾轧陷害之外，几乎没过什麽正事。

    这些君子们天天说的话虽然无穷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

    同志们唾沫狂，「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

    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

    只知大力排挤打击新党，而夜以继，如追亡子。

    以如此卑劣的手段打击政敌，以如此低能的方式折腾国家，上至皇帝赵煦，下至新党诸都只能把怨气埋藏在心中，待到现在新党东山再起，其积攒了八年的怨气此时得以宣泄，旧党的下场几乎是命中注定。

    二月，苏辙、吕大防、范纯仁罢相，赵煦任用新党，开始对元佑党秋后算账。

    三月，御史张商英弹劾司马光、文彦博误国，旗帜鲜明地将高太后比为吕后与武则天。

    曾布上表将元佑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大宋朝开始「绍圣绍述」。

    四月，章敦朝拜相，直接就声称「司马光邪，所当急办！」将旧党整治新党的手段照搬一遍，全面恢复熙丰新法。

    林希上表公开指斥高太后「老擅国」。

    这个被旧党捧为「中尧舜」并一手控车盖亭诗案的老死后不到一年就又得了个「后」的荣誉称号。

    五月，章敦开列了元祐年间对西夏割地求和的大臣。

    共计有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分别安上「挟妄上」等罪名。

    六月贬死蔡确的事被重新提起，吕大防与刘挚被视为罪魁祸首，再次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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