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滴眼
泪,他不是不难过,只是为老政委的死而感到不值当。
一个高尚而无私的好

替班生产队长修水库挖土方时不幸被一个哑炮炸死了,
死后被赤党当成先进典型,事迹被宣传得

尽皆知,老政委成了「寨大」,成了
「庆大」,成了「焦禄」,老政委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符号,没

真正知晓老政委是一个什么样的

,除了他以外。
就像记忆中的那样,生产队队长,那个原本应该被哑炮炸死的家伙,放下手
中的纸,咳嗽了两声,用很大的嗓门,号召所有

都要向老政委学习,化悲痛为
力量,为早

修好水库而努力奋斗。
三十二年前,孙德富坐在这里很想笑,可是他不能笑,现在年近六十,身患
绝症的他不想笑,可是却笑了,他笑得不是别

,笑的是自己。追悼会毕,送葬
的锣鼓声响了起来,鞭炮声响了起来,有

把棺材盖钉上了,只见老政委的妻子
和

儿扑在棺材上,嘶心裂肺地哭喊着,再见此

此景,他想,如果自己这个恶
贯满盈的坏

死了,又会有多少

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泪,多少

为他的死而开怀
大笑,思绪至此,他笑得像个孩子,如释重负。
送葬的队伍出发了,有

村

燃起了火堆——按照古老的风俗,每个

都要
从火堆上跨过去,据说这样才能避邪。村里选出八个大力的民兵,抬着棺材朝山
上迈开了步子。一路上尘土飞扬,锣鼓喧天,锁呐高鸣,有

撒着纸钱,有

不
时地点燃了鞭炮——噼噼叭叭,

鸭猪狗被吓得发抖。
老政委一家

已经哭不出声音了。孙德富默默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走着,多年
来,他一直记得那

棺材下葬的地方,每隔几年就回去看看。文革结束不久,水
库终究还是修成了,坟

也被平了,坟墓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地,垃圾遍布,无

问津。
八十年代中期,荒地上盖起了一个红砖房子,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两层楼,
当做了工厂的医院,在医院的斜对面,是一个车间,那个坟

的位置就在车间和
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

的位置盖起来红
砖的

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
的

还争得面红耳赤。进

新世纪,那些红色

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
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

的印象当中抹去,
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
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

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
上初中选校的事

。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

早已经把那个英年
牺牲的「先进」忘得一

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
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

的好

,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
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

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
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
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那是孙德富

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
岁月,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
他不愿再去追思,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
又如他

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
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大约是下午两三点
钟的时候,他们的车在一块路北边停了下来,车上农场的接待

员指着路南一个
叉路

前一座土木框架道:「农场到了,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从
这座木门进去,向南再行一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
没等他将

伸出窗外看一眼路,客车便再次上路,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
去。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
一路颠簸,这座名为「农场」的国营合作农场,就是座落在这片波

似的,
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当他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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