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情仕途

，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害害己。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因此，很多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分条缕说清楚，其中有很多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难以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的行贿，收礼的受贿，而且赃并获。因此，最直接送礼的方式危险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言辞的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政府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过生。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金鼠送给知县大。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道：「拙荆下个月生，她是属牛。」送礼者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崩溃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钱一手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好，喜欢附庸风雅，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的起到增进感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王奕恇、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王奕恇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代很流行，王奕恇、在振父子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组下院子，装饰一番后，作为『会客』场所。来者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在一起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者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王奕恇父子根据宾客输钱多少，决定卖官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有宾客们自己玩，载振抽钱，好在宾客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出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着《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等等，堪称「着作等身」。

    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凌然的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的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的家里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

    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才、亲信。

    『文雅』的高官们把家里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如何的好。

    有时候，他们就脆高调刻意的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求他们办事的那些就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的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开设的店铺中。于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复始的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的比例很高，但真正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很少，大多数是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样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评判的标准是一靠送礼者的吹嘘，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着，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的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找赝品或者次品去滥竽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送书画古玩，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他们都不像是劳动所得来的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来源。明朝中后期，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

    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的就来求文、求字。官员们盛难却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到最后演变成了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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