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

谈判中得心应手，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

    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我能不能在这一个月里学会越语喔？穿越以来，他凭借着超能无往而不利。超能除了赋予他无以伦比的速度外，他的视力也有了惊的提高，能够观察到很多正常无法想象的细节。另一个超能带来的，相对来说不太明显的好处是，他的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记忆力也比穿越前强多了。他想：我的超能是不是还有潜力没有被发掘出来喔？或许，我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就基本掌握越语。那样的话，我这次去越南就会如鱼得水，不需要依赖任何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马上给老黄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帮忙找一些学习越语的资料，越全面越好。最好有越语的录音和中越文的对照翻译，他能用来练习听力。他知道，想在一个月之内完全掌握好一门外语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常会话的练习，那是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的，光靠超能恐怕不行。不过，只要能掌握尽可能多的越语词汇，再加上还过得去的听力，那就足够了。不论是哪一种语言，在很多场合一句话的确切意思是可以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而推测出来的。

    老黄第二天上午就将他需要的东西给他带来了，其中有越语词典，供外部内部使用的初级，中级，直到高级的越语教材，介绍越南历史和文化的小册子（中越对照读本），十几份越语的报纸，还有十几盒越语磁带和一部手提式的录音机。磁带上录的是越南之声（越南劳动党的官方广播电台）的节目，录音机则是最新式的本货，三洋牌的。说起三洋牌录音机，那可是眼下的抢手货，有钱也买不到。老黄的这一台还是他的一个老部下从本给他带回来的喔。

    柳侠惠打开自己的行李箱，从里面取出来了八千元民币递给老黄，算是给他的补偿。老黄没有跟他假客气，笑呵呵地把钱接了过来，说道：“侠哥，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事记得告诉我啊。” 这时文革后的第一次工资改革还在酝酿之中，老黄的工资自1958年起就没有动过，每个月不到180元，这已经算是很高的了。这一次因为柳侠惠向华国锋推荐了他，他才被委以重任，很可能会官升一级。

    接下来的一个月，柳侠惠把除了吃饭睡觉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越语上。他惊奇地发现，超能对学习越语果然有令不可思议的作用。比如，他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那本越语词典从到尾看了一遍，虽然不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但是能够记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内容。关键是，如此高强度的学习并没有让他感到过分的疲劳，他只需正常地睡觉，第二天仍然可以保持充沛的力。又过了两个星期，他学完了那些越语教材的全部内容，而且效果特别好。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地阅读那些越南报纸了。于是他把最后一个星期全都用在了听力训练上。

    几天后，柳侠惠奉命开始了第二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这一次的访问是不公开的，国内和越南的报纸都没有报道。中央决定，将他的这次访越列为最高机密，因此代表团只有两名成员，他和徐明。徐明就是他上次访越时上级派给他的联络员。徐明原本是河内市政府的普通职员，秘密地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报。最近一段时间越南的政府和军队里掀起了一排华。他因为是华而被解除了职务，他的上线也失踪了，他只好一个回到了中国。

    柳侠惠跟徐明用越语谈，让他吃惊不已。上一次见面是他还一句越语都不会说喔。他向柳侠惠抱怨，说自己整天无所事事，太难受了。于是柳侠惠向华主席提出，让徐明来做他访问越南的助手，华主席同意了。这一次柳侠惠对外的正式身份是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全权特使，徐明是他的助理兼翻译。

    他们从昆明乘坐火车抵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的。越南方面只派了一个姓文的普通官员来接待他们。上一次来访时，越南劳动党河内市的最高领导亲自到车站迎接中国代表团，还专门为他们开了一个有好几百参加的欢迎大会。柳侠惠就是在那一次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阮氏萍的。一想起端庄优雅，温柔感的萍姐，他心里就激动起来。

    那个姓文的官员安排他们住进一个看起来类似于中国的外宾招待所的地方，然后就匆匆地离开了。临走前他说，明天早上会有专车来接他们去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负责同志见面。柳侠惠问他，那位负责同志叫什么名字？他支吾了半天也说不上来。柳侠惠本来就没有指望能从他这里打听出什么有用的况来，值得高兴的是，姓文的官员说的越语他不用徐明翻译就能听懂大部分。看来他最近一个月来所下的功夫没有白费。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他们三被专车接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见到了一位越南劳动党的副总书记。这位领导表面上看起来很客气，实际上只是在打官腔敷衍柳侠惠，并不愿意谈任何实质的问题。他说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非常感激来自中国的一贯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将尽一切努力维持这种良好的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神的合作关系。他还叫秘书拿来了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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