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

这件事说来话长，牵涉到她早年和丈夫一起为党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令心酸的经历。

    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她当时在重庆，是一名进步青年。她被组织上发展为秘密党员，在重庆的大学里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后来，组织上让她和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掩护他的身份。一年后他们坠河，请示过上级后，他们正式结了婚。这就是她的丈夫老汪，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的秘书。

    有一次老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她到了那个联络点后，发现了不少可疑的。她立刻断定，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敌坏了。她刚销毁了藏在身上的秘密文件，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她一咬定自己是从乡下来寻找亲戚的。他们对她严刑供，她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子的任何证据，几天后就把她放了。为了不露丈夫老汪，她去乡下的亲戚家躲了几天，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只是说她发现况不对，就销毁了文件，躲到乡下去了。丈夫夸奖了她，说她做得很好。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在被捕期间，有两个警察多次强了她。她很自己的丈夫，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但是，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让她为难的是，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

    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因为她知道，一旦坦白，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部门的调查，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分，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影。更为重要的是，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

    文革开始后，目睹那些为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她白天努力工作，辛勤地为民服务，夜里却经常做恶梦：不但梦见她被那两个警察侮辱，还梦见自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被定为叛徒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子。她上戴着高帽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游街示众。

    两年前的一天，她的老上级王局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她看了一封四川省的组织部门发来的公函。信上说，有一个解放前当过警察的反革命分子在狱中病故了，他留下了一份自传，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反动的一生，包括他犯下的许多罪行。其中说到他曾经和另一名警察一起强侮辱过一个共党嫌疑分子，她的名字叫冷馨。因为王局长是当时四川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之一，组织部门发函给他，是要他提供自己所知道的况。

    王局长很为难。他是韩淑芳的丈夫老汪的老同事，也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跟他妻子韩淑芳也很熟。他们的儿汪霞是他看着长大的，也是他帮忙安排去当民警察的。他知道冷馨就是韩淑芳做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化名，还知道韩淑芳的档案里并没有她被捕并且被警察强的任何纪录。因此他把她叫到自己家里，想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韩淑芳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了。她流着眼泪向王局长如实说了当时的况，她隐瞒自己被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她说自己是一直是忠于革命事业的，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背叛党的行为。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她热自己的丈夫，不想让他痛苦。

    王局长当然能理解韩淑芳的苦衷。老汪夫一直是公安战线上的楷模，起工作来任劳任怨，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任何条件。老汪牺牲后，韩淑芳没有改嫁，一个辛辛苦苦地把儿拉扯大。她长得端庄漂亮，为热大方，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同志们都很尊敬她，她的品是有目共睹的。

    王局长个非常同她，也很喜欢她。他的病故后，他曾经动过娶韩淑芳为妻的念。只是他又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死去的好朋友，一直没有勇气向她当面提出来。

    经过反复思考，王局长做出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违背组织原则的决定：他没有向四川的组织部门报告冷馨就是韩淑芳这一重要况。韩淑芳知道，王局长这么做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的。她把王局长请到家里来吃晚饭，代表死去的丈夫向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她记得那天王局长和她都喝了不少酒，他们互相拥抱着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就脱光衣服上了床。那是丈夫死后（遇见柳侠惠之前），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跟一个男发生关系。

    韩淑芳不知道王局长收到的那份公函是不是被销毁了。王局长这生谨慎，姓谭的不太可能从他那里拿到这么重要的东西。她猜的一点儿都没错。谭德明手里拿着的是另一封公函，是组织上发给本局的另一位老同志的。那一年前去世了，他老婆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份公函，就把它给了谭德明。谭德明当时把它塞到抽屉里，后来就忘了。直到最近他才重新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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