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出司马邺这个小年轻也是颇有几分乐天知命的豁达，为了不让司马睿犯罪，煞费苦心的劝告他不要急于报仇。

    至于关中这边，也都不必担心，屠各小丑以胡虏资质窃据，肯定不会长久。到时候自然会有三辅心向晋祚的豪强们蜂拥而起，掀翻胡虏的统治，让关中再沐浴王道光辉。

    并且告诫琅琊王一定要谨记，到时候千万不要吝惜封赏以免让义士齿冷。就算有因此阻止，那必然是担心自身的功业权位会被摊薄，绝不是晋业柱臣，而是窃夺王命自专的国贼。

    因为担心琅琊王不知该要以何权位封赏这些光复义士，诏书的最后还体贴的列明了各种封赏规格，比如扫除胡虏、光复关中的，应该封以大司马并开国郡公，其余各类，也都参差有序。

    现在将国器奉送琅琊王，希望琅琊王对此能够奉行不悖，如果有背信违约，则是失信于天下，司马邺在黄泉中也不会开心。而且一旦如此，届时肯定会天下大，天命也不会再关照晋室，天下百姓也都会嘲笑司马家薄寡恩。

    如此种种，荒诞到了极点。所以当这一份书信送到行台后，沈哲子也是抱着看笑话的心略作翻阅，只是感叹这个杜洪挺有趣，脑开的不小。

    至于所谓衣带诏这种传诏形式的指向，在没有《三国演义》传播的时下，也算不上是什么让过分遐思的事。尽管《三国志》中有记载，也仅仅只是董承这个西凉余孽不忿汉帝东归、权归曹氏而作的一点权谋诡计罢了，远不是后世演义所渲染的那么大义凛然、光明伟岸。

    而且沈哲子怀疑杜洪也未必就看过三国志，如此脑大开，应该只是凑巧。

    这样一份遗书血诏，任谁都看得出是假的，单单各种措辞就漏百出，即便是流传于外，真正稍具辨识能力的也都不会相信。

    更何况如今关中咫尺在望，就算这遗诏是真的，沈哲子是脑壳坏了才会遵从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遗嘱。不要说愍帝司马邺，哪怕是元帝司马睿、甚至当今皇帝的明书诏令，也都摆到一边去。

    他替司马家擦、收拾天下已经是大义求全，更不会兑现什么空支票。真想受封大司马，下黄泉找司马邺去要。

    所以单纯这一份伪诏，其实问题也不大，但很快沈哲子就察觉到一点不妥。杜洪这小王八蛋开脑就开脑，该死不死为了体现他这诏书的合法，着重标注落款用印乃是传国玉玺！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许还要加上一句大魏受汉传国玺。真正传国玉玺长得什么模样，其实沈哲子也不知，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

    江东朝廷以晋祚正统自居，结果代表“受命于天”的传国玉玺却没有！

    所谓打不打脸，或许杜洪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一时脑大开，搞个俏皮的恶作剧。但是在行台众臣看来，这就是赤的打脸，嘲笑江东朝廷徒以正统自居，其实不过只是没有传国玉玺在手的白板天子！

    而且这件事，已经不独只限于长安得失、杜洪生死，一旦传扬出去、酿生再大风波，又会引起对江东朝廷法统正当的质疑。尤其对沈哲子这样一个身在洛阳、遥控朝政的权臣而言，则会引发更恶劣的影响，原本好歹也是一个二房东，结果他妈的大房东也没产权！

    杜洪制造伪诏，还仅仅只是一个粗浅应用，本身不算什么。可是这一个短处若再被其他学到，将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纷。

    诚然能够谋生于世，该有基本智慧，但民智也实在不宜过分高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凉州张骏之父张寔的死，京兆术士自言天予玺、应王凉州，结果就煽动张寔部将弑杀其主。

    明明一个很可笑的理由，有时候就会被有心作成一个非常怪诞的结果。更何况，传国玉玺确是流落虏廷。若此前王业只是蜗居江东，这问题还不太大，但如今已经壮行至此，就必须要做好应对此类隐患的准备。

    所以这段时间，行台官员尤其是谢尚、贺隰等司职典礼之，都在绞尽脑汁思索该要如何最大程度的消弭此事不利影响。

    而在沈哲子来说，这件事就很简单，原本对于长安，他还存几分怀柔心思，可是因为这个杜洪自己作死，就不得不采取最血腥凌厉的手段，将所涉众一概诛杀。通过血淋淋的残酷，以震慑当下和未来那些蠢蠢欲动的谋者。

    与此同时，他也想起另外一件事，使飞书传信前线主将桓宣，攻克长安之后，再遣奋武军西进陇道，责令凉州从速更换奉行启泰年号，若有拖延，便以贼逆视之，夺其一切封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