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是含笑倾听江虨的讲述，可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是微微一变，抬手打断江虨的陈述，继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说道：“讲得详细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发散阐述。这一条针对那些杂胡的策略，大体就是整理那些杂胡部族们本身一些古迹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埋一些汉化髓的理论，以此让那些杂胡们信不疑。

    在座其他听到江虨这一番陈述，大多还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虽然不会有大效果、但却也不会坏事、无伤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对此却颇为重视，并且对于江虨居然能够想到这一节而感欣慰，这意味着江虨最起码在宣教、舆论方面的才能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士级别。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种叩问哲学根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没有意义的呓语。但是一个的所有观念、意识都立足于此，的所有行为及价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个年轻，哪怕没有经历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当念及于此，仍然感悲愤痛恨。因为他是发自肺腑的认同这个出身，认同这个民族，任何施加于这个民族之上的苦难，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这一条策略，如果运用得宜，可以说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侵的更高一级的手段。杂胡素无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来源的传说，并因此衍生出各种信仰崇拜。这些到观念中的认知，是很难通过力去摧毁的。

    虐如同羯国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权，都要仰仗佛教这一外传蕃教来消弭整合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这一方法，相对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树立一套新的信仰学说，而是通过改变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对象来达成意图。

    “为门第定考，助杂胡治史”，针对关中问题，江虨所提出来的诸多策略大体可以归结为此。当然，助杂胡治史这一项还有待商榷，杂胡本就乏甚史传，落实在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他们当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将这些目标加以汉化装扮，从而达到影响观念的意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所谓汉学风，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们在没有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这些部族酋长在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