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层面而言，武力是逻辑推演的最终手段，而非首要选择。

    至于第二点，眼下这种事态汹涌的讼，本身就是一种下及郊野的普法。以往很难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诉讼，因为在乡愿层次便已经被阻拦，民间纵有什么冤屈也很难达于上听。乡野民间仲裁，本身就是那些乡宗土豪所拥有的特权之一。

    如果这种法制思路的普及由沈哲子这样一个当权者主持推广，其实是很难收到成效的。阻力一方面来自民智和积俗，另一方面自然来自那些享有特权的乡宗们。

    所谓皇权不下乡，皇权在乡野的一大体现就是仲裁权，而这一权利是长期被地方上的乡望首领所把持的。

    沈哲子眼下还仅仅只是摆出了一种姿态，并没有真正下手，那些时流乡宗们便通过这种自残的方式做出自以为很聪明的抵制，鼓动乡民讼，其实是主动把他们所把持的仲裁权上。

    这些的行为逻辑是建立在沈哲子应对无能的基础上，但这本身就是沈哲子的目标之一。如果他连当下这种局面都应付不了，所谓上下贯彻的改革也根本就无需再提。

    当然想要凭着这种兴起于一时的法制建设，其实也很难彻底瓦解乡望乡愿对民声的把持，但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这一次的逆案审断，流程是四月望直到五月朔，这半个月的时间收集诉讼案卷。而整个五月的上半月就是将案卷归档整理，自五月下半月开始正式审理逆案并其衍生讼案。

    掉诸葛恢并其身边的青徐侨门残余，从来都不是沈哲子的主要目标。从他南来归都，诸葛恢并其党羽结局如何便已经注定。

    沈哲子的真正意图，是要借由这一次的事件，对江东朝廷整个司法体系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和创建。在这一目标前提下，所谓的逆案涉案等，仅仅只是搂打兔子、捎带手的附加收获。

    适用于时代的制度，能够凭空创造起来的其实乏乏，其中更多都是催生出来的。

    比如沈哲子眼下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梅陶所忧虑的讼案太多，无力处理。他更关注的是地方上办事吏员严重不足，所谓的县署被乡民包围排队讼，讼渠道太狭窄，不畅通。

    如果梅陶知道沈哲子当下所考虑的问题，肯定要以为他是大权骤揽已经兴奋到近乎癫狂。因为单就当下的纳讼规模，在梅陶看来已经是一个重乎泰山的难题。

    在了解过当下纳讼况后，沈哲子便又招来了丹阳尹李充并建康令、秣陵令等周边郡县长官，听取这些行政第一线官员的汇报。

    这些在抵达州城后，其中多数首先便是诉苦，也如梅陶一样的忧虑，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收纳案件，根本就处理不了。如此积势不消，很有可能会引发新一的民变。

    “尚未立于事，便先忧其艰，诸君各在其职，难道就是如此态度以应王命？”

    面对这些一味诉苦抱怨的官长，沈哲子自无对梅陶的那种客气，稍作倾听后脸色便沉了下来，指节敲打着书案：“眼下程序所行，仍在纳讼，我今传唤诸君，是要听你们讲述此中可有困难，至于来断讼，不在当下之议。”

    众听到这话，一时间也有傻眼，听这言中意思，似乎对于当下这种纳讼的进度仍然有些不满意，换言之这位梁公是已经疯的不轻了。

    这些近畿的官员们，终究还是不习惯淮南那种提出问题、拿出方案，简洁明了的办事风格。于是稍有冷场后，李充便首先发言。当下面对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可用的吏员严重不足，以及质量参差不齐，有许多甚至连字都不识，这大大拖慢了收纳案件的效率。

    其他几眼见李充如此汇报，便也都有样学样，毕竟这也是他们当下面对的主要困境。

    “此事诚是一虑，王命恩用不可辜负，但也不能罔顾事实，将官吏强作牛马驱使。请诸君各自具表陈，稍后我归台请作增派。”

    敲定此事后，沈哲子又让端来一摞剪裁整齐的纸张分发给在场众：“律法真髓，在乎绳断分明，井然有序。此前各署呈送卷宗我也多有细览，只言计述章法便不能绳一。如此记事混，岂可作司法方略。此后再纳讼案，便全依此格式。”

    众各自接过纸张，发现上面并非空白，而是纵横错的线格，线格中各自列明讼主名称、籍贯以及讼案类型，还有应讼者各种资料包括诉讼内容等等，俱都印刷在列，留白填写。

    这表格清晰明了，用意明确，哪怕梁公不作解释，众也都很快便明白该要怎么使用。又有下意识稍作恭维，言是若能早用这一类的表格整理讼案，效率必然更高。

    沈哲子闻言后只是微微一笑，这表格最大意义还不在于对案件梳理记载清晰，主要还是籍贯一项。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将乡民籍，表面上是司法卷宗，实际上是对民籍另一种形式的梳理。

    之所以此前不拿出来，是因为那些讼者最开始主要是那些时流乡宗们各自荫户，如果需要填写籍贯，他们会下意识的退缩，不利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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